地方性经验与现代性反思：黑龙江短篇小说的伦理书写

来源：《文艺评论》2026年第1期  | 孙胜杰

摘  要

近年黑龙江短篇小说立足于东北地域特有的自然景观、历史记忆与社会转型语境，从旅行、女性、乡土及生态等叙事主题入手，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自我、他者、社会及自然之间的伦理冲突，实现对现代性困境的生态反思与叙事突围。旅行叙事通过旅途的荒诞化解构公路文学的“自由神话”，映射现代人被资本异化的精神困境；女性形象以疯癫、沉默与反抗等非理性叙事，暴露性别规训与消费主义的共谋压迫；乡土小说以冷峻的现实书写剖析权力倾轧与道德溃败；生态叙事则借儿童视角以及“天人合一”哲学，探索自然对人性异化的救赎潜能。作家以微观视角与非理性叙事，聚焦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生存现场，在乡土伦理的溃败、女性身体的抗争、自然灵性的召唤等层面，形成一种“向下超越”的批判路径，实现对主流现代性叙事的“反向启蒙”。

关键词

黑龙江短篇小说；现代性反思；伦理书写；地方性经验；

近年来，“新东北文学”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对老工业基地转型阵痛的历史回应与审美呈现。目前学界研究多集中于作家群的代际划分、风格流派的宏观归纳以及对作品中符号的象征性解读等宏观层面研究，而对文本内部伦理书写与现代性反思之间的深层互动等问题相对缺乏关注。文学作品中的“伦理书写”是通过叙事过程、人物塑造、情感结构和美学形式来呈现、探究并介入复杂的伦理问题，致力于展现伦理困境的复杂性、道德选择的艰难性以及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并非作简单的道德评判。“地方性经验”是指在特定地理、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具有辨识度的生存体验、情感结构与叙事资源。二者共同构成近年黑龙江短篇小说叙事特征。阿成、杨知寒、陈力娇、安石榴、张津友、刘波、王善常等作家的代表性文本，围绕旅行、女性、乡土、生态等叙事主题展开，文本所呈现的地方性经验与伦理选择，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个体与自我、社会、他者、自然之间的伦理冲突，介入并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主体性建构困境。

一、人与自我：旅行叙事中的精神困境

“旅行是一种遭遇，一种他者眼光与陌生现实的遭遇”[1]，文学中的旅行书写常被赋予超越旅行本身的意义，成为作家探索人性、社会与精神困境的特殊象征。阿成的《避噪之旅》《出行》以及王善常的《高速公路》都是以旅行为主题，但又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解构了旅行意义。

《避噪之旅》（阿成）讲述了一对夫妇为躲避装修噪声远赴潮汕漫游，展开一场深入潮汕地区的美食文化探寻。小说以饮食体验勾连历史记忆，如在惠州追溯苏东坡贬谪时发明的羊蝎子，品味其“吃比当官重要”的生活哲学；在汕头追忆自己20世纪90年代初期参加作家笔会活动，记忆深刻的两个点，一是“潮汕美食甲天下”，二是“民以食为天”的题字，进而抒发了对粮食与生活深层的文化情感；在顺德感受“世界美食之都”的粤菜精髓。小说以食为线，勾连古今，将味觉体验转换为对地方文化、历史人物与人间烟火的深沉观照。

《出行》（阿成）讲述了习惯于六月出行的四位退休老人到固定旅行点儿——内蒙古的巴特尔小镇，想要一起策划一场草原婚礼的荒诞行为。老人们一边喝酒一边畅想怎么给“光头老孙”办草原婚礼，比如购买俄式老屋、迎娶混血牧牛女，甚至还构思了赛马盛宴……这场盛大的草原婚礼让所有人都沉浸在美好的想象之中。但最后的结局是“新娘”已经结婚，他们中意的牧牛女只是丈夫常年生病不外出，所以大家都误以为她单身。这场草原婚礼计划看似荒诞，却是这群老人在现实生活之外集体构建的理想图景，寄托着他们对抗迟暮、重燃生命激情的渴望。阿成小说中的“旅行”体验是一场现代性的体验，而这场现代性的体验带给人的思考是，在荒诞现实中自我调侃、无奈与和解的生存智慧。

《高速公路》（王善常）主要讲述了一个失业作家为了逃避写作失败和婚姻危机，尝试进行一次高速公路的骑行之旅，但旅途中遭遇了暴力袭击，触目惊心的车祸惨剧……这些外部世界的残酷与混乱，迫使他中断了旅程，也粉碎了他想要通过旅行重寻个体自由与生命意义的微弱希望。作家最终放弃了旅程，删除了未完成的书稿，回归到他曾想逃离的庸常生活。小说中的“高速公路”既是主人公试图逃离现实的通道，又是充斥着暴力与意外的险途，更是现代知识分子理想破灭的精神场域的象征，公路文学所蕴含的“自由”神话被解构。这趟未能抵达终点的旅行揭示了现代人在消费主义与现实困境双重挤压下的无处遁逃的境况。

无论是美食之旅的追忆、草原婚礼的荒诞，还是高速公路的残酷，这些故事都是在旅行过程中呈现，故事的展开纳入了主人公旅行中的经历、感情和思想的变化，构成了“逃离-幻灭-回归”的封闭叙事，而非旅行所追求的“在路上”。齐美尔认为作为社会学概念的“距离”与现代性的体验密切相关，“现代性体验就是对陌生的社会和文化的体验，就是对自己历史传统的再次体认，就是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2]。《避噪之旅》里夫妻美食旅行中对传统的追忆，《出行》里草原婚礼的荒诞破灭，以及《高速公路》中骑行作家被暴力逼停的结局，均指向卢卡奇所批判的“物化”困境，自由被异化为商品，在物质丰裕与精神贫瘠并置的当下，旅行不再是通向自由的路径，作家将旅途中的琐碎经验升华为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诘问，“逃离-幻灭-回归”的叙事结构，宣告了现代性所承诺的“进步”神话的破产。

二、人与他人：女性主体性建构中的生存困境与抵抗策略

女性主体性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女性清楚地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的种种力量，自觉要求自身在地位、能力、生活方式、知识水平、人格塑造、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不断提高和完善，并为之而努力、奋斗的体现在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自觉能动性”[3]。所以，女性主体的生成就是一个女性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历程，“这一历程与女性主体当时所处的历史境遇、社会制度、文化规范、认知能力等紧密相关，是女性个体生命面对多维复杂的生存语境，在无数次的犹疑、对抗、认同中逐步建构起来的”[4]。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的身份设置反映了作者对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意向，黑龙江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表现出独立意识、平等意识、性别意识、历史意识和话语意识等不同阶段的女性主体意识。

杨知寒的《慢回身》《劣民》等小说塑造了深陷于传统性别规范与现代自我意识觉醒矛盾冲突中的“家庭主妇”形象。“家庭主妇”的经济依附性是其产生情绪焦虑与生存困境的根源，也是主体意识生成的强力阻碍。《慢回身》主要是围绕夫妻婚姻破裂过程来叙述，女主人公依赖丈夫供养，过着中产阶级的精致生活，沉溺于酒精与婚外情的麻痹。她已经习惯于“无业”状态，并且拒绝甚至逃避社会化。作为家庭主妇，其存在价值只有生育，但主人公的两次流产又说明，她既渴望通过生育获得社会认可，又恐惧被母亲责任束缚。主人公的困境是一个“家庭主妇”在传统性别角色与现代个体意识之间挣扎——既抗拒“贤妻良母”的规训，又无法摆脱经济依附；既嘲讽朋友林珍的“独立女性”说教，又渴望被认可为“人”而非“子宫”。小说撕开了中产生活的精致表象以及表象下所遮蔽的精神废墟，结尾以离家出走象征主人公终于踏上“慢回身”之路，绿皮火车载着破碎的灵魂驶向未知的意象，既是对逃离的渴望，也是对重建主体性可能性的文学留白。小说结尾这样写道：“有人对我轻声召唤。是男声，是女声，是一个成人，还是婴儿，他她它知道，我在向落日走去，不大可能回头。因此他操心，必须嘱咐说，要回就，慢回身吧——去补习一个从容不迫。”[5]

女性囿于“家庭主妇”的传统身份禁锢，特别是传统家族伦理与现代个体意识的冲突在寒地社会中尤为剧烈的情况下，其主体性如何建立呢？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一书中提到女作家所使用的“替身策略”，譬如通过塑造“疯女人”的形象来投射作者愤怒，利用“疯癫”手段违背性别“秩序”规训，将“疯狂”视为反抗父权制的一种形式，“疯女人”形象的塑造是作家尝试进行女性主体性建构的路径之一。《劣民》（杨知寒）中的朱红枝也是被“家庭主妇”身份禁锢，现实家庭中朱红枝的经济权被丈夫冯殿文控制，遭受公婆虐待。她便以拍视频的方式寻求虚拟空间的精神救赎，但遭到的却是弹幕“劣民朱红枝”的恶意嘲讽。现实与网络形成合围之势，对女性从身体到精神进行规训，她的精神死亡始于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全盘接纳，终于对网络虚拟救赎的徒劳追寻。小说着重描述了朱红枝赤裸巡视房间的疯癫举止、与虚空对话的谵妄状态，通过非传统形式呈现女性的隐性反抗。这种将身体经验转化为抵抗诗学的叙事策略，与伊瑞格瑞主张的打破二元对立逻辑和基于女性生命体验的“女性言说”形成跨时空对话。但利用塑造“疯癫”形象这种极端特殊的反抗形式也反映了女性在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黑龙江作家短篇小说的创作不仅对女性主体性建构所遭遇的困境进行探讨，而且也敏锐地捕捉到女性在如此逼仄空间中迸发的多元抵抗策略。比如《无爱》（陈力娇）中的古婀娜，多年以后面对带给她青春期精神创伤的男人，在急需物质援助的情况下却以决绝姿态拒绝了程极楚的帮助，并且缺席了最后的葬礼。程极楚墓园最后选择的位置是古婀娜十五岁那一年，他们相遇的那片松山上，墓碑上刻着“感谢你允许我从你的世界路过”。古婀娜以“沉默的拒绝”捍卫着定义自身伤痛记忆与情感真实性的绝对主体权，其实她数十年的心理防御本身所构成的即是一种强大的抵抗，这使得男性试图用金钱改写历史记忆的举动，在女性执拗的沉默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不仅是对男性中心“救赎叙事”的尖锐反讽与解构，也宣示了女性主体性的存在。还有《观鹤》（杨知寒）中的姜丹，她的困境在于丧夫后现实的艰辛与情感的归属，再婚的压力与个人情感的坚守形成强烈的冲突。她的抵抗体现为一种精神超越与象征重构，和女儿、婆婆一起观鹤，为姜丹的情感找到一个超越现实困境的审美出口和精神支点，对冯鹤的怀念已经从被动地承受伦理义务升华到主动选择情感坚守，这是一次女性主体性的宣言。作家赋予自然以神圣性和象征意义，这种将私人情感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叙事策略，在象征层面实现了对现实桎梏的超越，为主体性的确立开辟了内在的精神空间。总而言之，黑龙江短篇小说的女性叙事已经从单纯的苦难呈现转变为对性别权力结构的主动挑战，面对生存困境，让这些游走在疯癫与清醒间的女性身影，用各自的生存策略为女性主体性重建开辟出曲折的通道，彰显出文学创作介入现实的独特力量。

三、人与社会：乡土伦理溃败中的权力结构与人性异化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根基。当我们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探讨其特殊境遇时，始终不能忽视乡村在其中的重要地位。”[6]资本、法律、行政机制等现代性要素的强势进入，推动乡村社会发生深刻转型，也使传统伦理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等到中秋月圆时》《礼账》《天平》《魔障》等短篇创作借助个体命运的微观叙事，揭示了中国乡土社会在伦理层面的溃败与人性异化的困境。

刘波的《魔障》揭露了基层权力与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的腐败关系。小说以村霸桑麻奇强占土地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为主线，通过受害者白翎上访无果惨死、复仇者焦猛隐忍抗争，白家父子两代人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基层权力网络的腐败疮疤。在基层治理失序的情况下，固化的权力结构对底层个体人性的吞噬让人触目惊心。“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中国乡村的具体实践，在伦理层面必然引发并显现为中国乡村伦理的现代转型与重建。”[7]

张津友的《等到中秋月圆时》主要讲述了企业家衣金携资本返乡并实践乡村振兴的故事。衣金回乡后推行稻田养鸭、有机品牌等现代化农业，但衣金的行为却遭到了种粮大户张岩的激烈阻挠。两人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一是张岩对衣金与闫丽重燃旧情的嫉妒；二是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观念之争。但这些都是表层原因，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介入所引发的权力焦虑与利益再分配的失衡，意味着发展逻辑对乡土传统的冲击。衣金的“革新”依托于资本力量，将张岩这类传统能人推向边缘，无形中重塑了乡村的权力格局。传统的乡村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而发展逻辑对乡土传统的冲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张岩的阻碍与破坏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个体身份认同与价值感丧失后的反抗，最终导向自我毁灭。小说结尾衣金与闫丽重新结合，共同投身乡村振兴事业。虽然结局令人振奋，但也隐含着资本逻辑对乡土情感与人际关系的功利性收编。

资本对乡村的重塑会导致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维系乡土社会的文化传统仪式与道德也难以逃脱被异化的命运，王善常的《礼账》结尾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红色的纸屑纷纷扬扬，弄得满屋子都是，像下了一场通红通红的雪”[8]。养猪户孙长顺将病危父亲的寿宴提前操办，但寿宴当日宾客寥寥，导致礼金短缺，妻子杨桂芝愤而向豆腐匠齐万才讨要欠礼，从而爆发冲突。厮打过程中，孙长顺的儿子不慎将齐万才砍伤，孙父也在惊悸中不幸离世，至此这场寿宴变丧宴的荒诞剧变，使“孝道”表演彻底沦为敛财工具，表现乡村人情的“礼账”文化传统在伦理失序中被简化为金钱债务。这场因五百元礼金引发的血案与家庭破碎，它的悲剧性不仅在于个体的贪婪，更在于维系乡土共同体的仪式伦理彻底沦为私欲与权力的残酷争夺。

同是索赔事件，《天平》（王善常）中表现了乡村社会法律与恩义的较量。谭兵与许志琴本是一对青梅竹马，但一场官司致使两人情谊断裂。谭兵的母亲搭乘许志琴的父亲许万才的车，发生车祸丧失劳动能力，在谭母手术需要费用时，许万才帮助垫付了医药费。在律师亲戚的鼓动下，谭家最终起诉了恩人许万才，并索赔十二万，就此两家反目成仇。这是法律工具理性对乡土“恩义”伦理的否定，小说有一段情与理纠结描述：“许万才两口子也不明白法律，不知道从法律上讲，他们家是有过错的，是应该担责任的。这钱我妈本来可以不还，不但可以不还，还能通过法律再管他们家要出一笔钱。可我妈明知道有这样一条对自己有利的路摆在面前，却不往上走，宁可自己受苦，只执意选择还钱，这是她更重视人情，更看重他许万才两口子曾给过我家的帮助。”[9]法律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理性权力体系，强行楔入基于人情、恩义构建的乡土社会，迫使个体在“合法”与“合情”的夹缝中经历深刻的精神创伤与人性的扭曲变形。谭兵终生背负着沉重愧疚，若干年后执意归还许家十二万块钱，而且他更想要让许志琴知道，他们娘俩真的不是恩将仇报的蛇，而许家的接受与理解也只是现代规则与伦理传统剧烈冲突中的无奈妥协。

黑龙江短篇小说对社会转型期乡土社会的伦理溃败的勾勒，提示了在现代化转型的光环下乡土伦理在权力与资本的冲击下，呈现复杂异化的图景。资本作为一种新兴权力渗透乡土社会，成为乡村新一轮权力博弈中的筹码，象征着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的“礼账”“恩义”等被异化和工具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转型的乡村社会还未建构新的伦理平衡，暴露出物质发展与道德建设的失衡危机。乡村振兴中的权力博弈，爱情婚姻的物质困局，基层腐败的制度反思，贫困群体的精神突围，这些都是“向下超越”，直抵现实底部真相的揭露。田园牧歌的传统乡村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变为权与利、传统与现代互渗的复杂场域。

四、人与自然：生态书写的文化寻根与人性救赎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由于“现代性”滞后的峻急感和焦虑情结，凸显和张扬人的“主体性”成为当代中国文学表达“现代性”焦虑的惯常路径。大卫?雷?格里芬针对张扬“主体性”的现代人，即高高在上俯视万物，充当自然的主宰者、支配者和征服者，提出了“后现代人”的概念。“后现代人并不感到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自然之中的异乡人。相反……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具有经验、价值和目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10]“后现代人”信奉有机论，具有与自然融为一体后现代意识，把“对人的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11]。具体来说，“后现代人”是具有“生态自我”的生态人，“具有生态智慧和生态人格的人，是生态伦理观、生态消费观、生态价值观、生态发展观和素朴人生观的五位一体”[12]。

黑龙江作家的生态书写，超越了简单的环保主义或怀旧主义，而是试图从“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和大卫?格里芬所倡导的“后现代精神”中汲取资源，塑造一种具有“生态人格”的“后现代新人”形象，以此作为对现代性导致的人性异化与生态危机的一种文化救赎方案。迟子建塑造的“畸异人”系列具有典型性，所谓“畸异人”是相对于那些为名利劳心、为欲望生存的身体健康的人而言，“畸异人”因对现代性的批判，被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浪潮抛掷，成为孤独的个体，大体包括三类人，即“被摒弃至社会边缘、力量弱小的老人与小孩、精神失常者与身体残疾者”[13]，如《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陈生、《疯人院的小磨盘》中的菊师傅、《北极村童话》中的灯子、《雾月牛栏》中的宝坠、《罗索河瘟疫》中的领条、《稻草人》中的生荒、《采浆果的人》中的大鲁与二鲁、《鸭如花》中的徐五婆等。

“生态人”形象塑造中通常运用儿童视角，因为儿童的纯真与灵动更与自然相融。《木头人》（王善常）中的城市女孩渺渺发现木头人族群后，展开了跨物种间的友谊，小说以儿童视角重构了人树共生的可能性。《伊犁鹅》（王善常）讲述了内蒙古格木镇孤僻男孩陈小瑞与父亲陈有志饲养伊犁鹅的故事。陈小瑞是一个沉默寡言却充满想象力的男孩，但母亲的离家出走让他愈发沉默，转而与鹅群建立了深厚情感。他将精神寄托在制作羽毛翅膀的飞翔幻想中，之后和鹅群一起被迁徙的大雁“拐走”，神秘失踪。结尾是第二年春天陈小瑞和鹅一起寻母而归，“陈有志看见了草甸子和水泡子，看见了他的破房子。镜头继续转动，他看见了无数只鹅，最少也得有几千只，白花花的一大片，就像刚下了一场雪……一个小男孩，被一群鹅包围着，正不停地向鹅群撒着玉米粒，鹅群骚动着，像涌起了一圈又一圈雪白的涟漪”[14]。故事充满了儿童的天真与奇幻。这种将儿童纯真感知与自然灵性相融合的叙事呈现儿童与自然之间那种纯粹的共生关系，从而完成对现代社会创伤记忆的诗意转化。

《观鹤》（杨知寒）中的姜丹在丈夫冯鹤离世后，不辞辛劳地照顾女儿和婆婆，并且拒绝了摄影师孙成鹏的追求，别人以为她是守贞洁，但姜丹只是创伤未愈。小说叙述了她反复前往湿地观鹤的情节，鹤不仅是冯鹤的精神化身，更是自然系统中生命循环与永恒性的象征。后现代主义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他永远是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的，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交汇点”，倡导“主体间性”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15]。最后，姜丹带着女儿与婆婆一同观鹤，丹顶鹤的象征性联结，实现了情感的转移与升华，她要在与自然、他者的共生中重构自我。“姜丹暗向天空反复叫喊，我真不是为了你，真不是为你啊。为我，又是为你，两者能分开吗？……鹤群回归，停在对岸的草地上，三个女性，一齐手拉着手，看待鹤的降落。红菲说，我爸能一起看就好了。婆婆说，冯鹤快下班了。姜丹伸出另外一只小黑爪子，伸到前方，说他一直就在这儿。”[16]姜丹不再将冯鹤视为完全逝去的个体，不再被困于“贞洁”“守寡”等社会标签，而是将其生命形态融入鹤群、湿地与天空，进行身份重构，从而在生态整体性中理解生死与延续。她不仅在与自然的对话中疗愈了个体创伤，更在“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中找到了现代人生的生态性回应。

“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在《乌苏里江》（安石榴）中被赋予族群记忆的厚重质感。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位带有少数民族血统的男女前往乌苏里江进行寻根之旅，开始因为对自己身份的了解极度缺失，行走的目的并不明确，期许也十分模糊，到了乌苏里江边和山顶，情况发生了变化。乌苏里江以及山林的体验，让他们找到了与祖先相通甚至相遇的可能性，终于找回对祖先的智慧、生存以及自然之神的认同感。“他和她就站在那儿。蓝色的乌苏里江，绿色的大地，还有天上的白云，构成了一切。那壮阔的蓝、壮阔的绿、壮阔的白，构成了整个大自然……他和她感受到一种古意，或者叫作永恒的东西，还有源远流长。这倒是让他和她笃定，一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一万年前，当他们——他和她的祖先站在这里的时候，看到的也是今天的景象。他很满意自己的身份，她也是。他和她的身上奔腾着两种血液，汉族的，少数民族的，他和她想象着身上流淌的血液就像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汇合之后的样子：丰沛、宽阔、蓬勃。”[17]这一过程不仅是一次寻根之旅，更是人与自然、人与祖先精神世界的深度融合。

2024年短篇小说对生态书写虽然题材各异，却共同勾勒出黑龙江作家独特的生态书写路径：他们既赓续着“天人合一”的古典智慧，又通过儿童视角的澄明、寻根叙事的重构以及超现实美学的加持，作家们既未陷入环保主义的功利诉求，也未沉溺于田园牧歌的怀旧想象，既传承着“道法自然”的东方智慧，又以现代性批判眼光审视生态危机，在“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中开掘出应对现代性危机的精神资源。

结  语

2024年黑龙江短篇小说通过人与自我、人与他者、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维度的伦理书写，构建了一条以“向下超越”为特征的现代性批判路径。作家们摒弃了宏大的启蒙叙事，转而聚焦于旅途中的荒诞个体、疯癫与沉默的女性、溃败乡土中的权力倾轧以及自然生态中的救赎希望，以此揭露现代性进程中精神困境、性别压迫、道德异化与生态危机等结构性矛盾。通过底层、性别与生态等交叉视角，将宏大的现代性批判锚定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主体经验与地方性经验中，与主流现代性叙事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反思性对话。

旅行叙事中揭示了消费主义的异化，构成了对“自由”与“进步”等现代性神话的解构；女性主体性叙事探讨如何以身体和疯癫为媒介，对性别规训与消费主义进行反抗；乡土叙事中，揭示乡土社会中传统伦理如何在权力与资本的共谋下趋于溃败，指向了乡村振兴进程中权力与道德的复杂博弈；生态叙事阐释生态书写如何借助地方性知识为人性异化寻求救赎可能。

总之，2024年黑龙江短篇小说的整体创作姿态是尝试在“地方性知识”与“普遍现代性”的张力中，探寻一种伦理重生的可能，所持立场是“潜入鬼的世界，深化和穿越本能和直觉，获得对于被历史谱系所压抑的谱系的把握，进而展现世界的总体性”的“向下超越”[18]的批判立场。本文因为选择年度短篇创作的横截面式考察，故在文本的时间跨性与理论框架的包容性上存在局限，但并不妨碍黑龙江短篇小说以其冷峻而又充满异质性的地方叙事，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反思提供了独特的“龙江故事”，以及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贡献了来自边缘的、鲜活的经验与力量。

参考文献

[1][2]周宪《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

[3]赵小华《女性主体性：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种新解读》，《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4期。

[4]李有亮《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多重身份及修辞策略》，《天府新论》2016年第5期。

[5]杨知寒《慢回身》，《花城》2024年第1期。

[6][7]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8]王善常《礼账》，《三角洲》2024年第2期。

[9]王善常《天平》，《北方文学》2025年第3期。

[10][11][15][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第23页，第10页。

[12]徐国超《生态美育视野中的“生态自我”观》，参见鲁枢元《文学与生态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

[13]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

[14]王善常《伊犁鹅》，《莲池》2024年第9期。

[16]杨知寒《观鹤》，《芙蓉》2024年第3期。

[17]安石榴《乌苏里江》，《满族文学》2024年第1期。

[18]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