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历史回响中的文学光亮 全勇先抗战题材作品研讨会发言摘编

历史深处的回声

郭力

（省作协名誉副主席、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全勇先小说《秘密》的故事原型是赵一曼烈士的英勇事迹。赵一曼是东北抗日联军杰出的指挥员，主动投身白山黑水的抗日游击战争，不幸被捕，身受酷刑壮烈牺牲，她用生命诠释了民族气节与家国大义的崇高内涵。小说《秘密》遵循历史真实事件构思情节，作者的思绪掠过近百年白山黑水的历史空间，调动起冷峻写实的笔力和灵动独特的想象，以生动细节传递叙事的力量。不仅用文字矗立起赵一曼烈士的英雄形象，同时以冷调色彩和重叠影像勾勒出一群有良知的平凡人，他们的呼吸也开始和历史的脉搏共振。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在文学的空间敲碎了时间壁垒。史书中金戈铁马的声响以及历史岁月中沉寂的内心挣扎都化作全勇先叙事时空中清晰的回声，伴随着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开始复活，作家与读者共同倾听到历史回声中的秘密。

小说艺术真实的想象与描写，不是要复刻历史真实事件，而是抓住历史的肌理与人性的逻辑，让虚构故事拥有和历史事件真实性一样的说服力和共情力。读者产生了身临其境的在场感，这样的艺术效果呈现出小说叙事策略的精巧和作家写作技巧的成熟。这是作家全勇先对生命本身表达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立场。他剥离了叙述主人公历史出身复杂的时代符号标签，让小人物获得真实感。叙述的动力引向历史事件中那些人物具体的生存细节以及隐秘的心理挣扎，人物命运与宏大历史形成共振，每个人的心跳声都能紧扣时代脉搏，让小人物从历史的背景板变成有温度的生活者。

文本的叙述按照赵一曼被捕、救治、逃跑、受刑、牺牲的一系列事件的进程展开，这是已预知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线索。但在文本中也的确是时间线索而已。小说重点描写的是与之相交接的人物群体，他们各自的职业身份和生存需求的内在张力本身就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历史重量。小人物的命运因历史而沉浮，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考验也因个体遭遇而具象化，二者相互印证，艺术真实感赋予历史真实事件生命力。全勇先对平凡人生命的理解与尊重，通过作家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传达出来。鲜活的小人物从来不是大历史的注脚，而是用自己的生存撑起了历史的另一张面孔。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是《秘密》的灵魂所在。

赵一曼英雄事迹是抗联红色文化记忆中有历史重量的一部分。如何再叙述是对作家创作力的考验。《秘密》把握住史实与虚构的平衡，以历史真实事件为叙述底线，通过叙事视角的选择与叙事节奏的把控，使小说效果达到了对赵一曼烈士英勇就义的历史事件的个性化解读。全勇先的创作并非为历史背书，而是跳出传统史观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对人性、伦理、记忆的深层追问。

小说文本叙述的冷静克制，与小说所能呈现出的丰富的内心情感形成对照。反差感的叙述是极简笔致所达成的艺术特色，并构成小说自身强烈的审美反差效果。《秘密》的中心内容并非对赵一曼烈士英勇就义的正面描写，而是碎片化的微观细节呈现，反而勾勒出英雄内在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脚镣拖地的声响，医院走廊中赵一曼拄拐杖锻炼伤腿的坚强背影，以及半截给儿子写信的铅笔，和那张被捕时被叠得整齐的褪色的革命传单……这些极简的意象都是赵一曼在世界活生生的印记，也是历史的密码。让读者破译出英雄内心强大的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仰。当小说画面定格到赵一曼牺牲时枪响的一瞬间，作者写道：大地是那么辽阔，人是那么渺小。赵一曼瘦小的身影永远被定格在宏大历史中，成为我们今天家喻户晓的传奇抗联女英雄。但阅读过《秘密》的读者不会忘记如胶片定格的一幅画面：赵一曼烈士生命最后时刻挺着身子在面向辽阔的大地时，捋了一下头发，革命者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在这个简单的动作中成为永恒。《秘密》对于酷刑、屠杀等血腥的历史场景采取侧面烘托，以及对人物隐秘动机的克制书写，使文本有了更多留白的叙事缝隙，为复杂的历史留下了再叙述的解读空间。全勇先对《秘密》极简化的叙述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化，而是让克制的文字沉淀出更具穿透力的叙事力量。

《秘密》让我们再次倾听到历史深处的回声，那些史料没有记载的小人物，未被言说的秘密心理，却被作家赋予了艺术想象的巨大空间。历史真实的核心是人的真实，全勇先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叙事策略，使历史真实具象化，具备了历史真实的厚重与生命的重量。

为沉默的英雄赋形

金钢

（省作协挂职副主席、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坛涌现出众多抗战题材的优秀作品，影视剧方面，《东极岛》《归队》《反人类暴行》等作品都展现了东北抗战的艰辛岁月。作为知名剧作家，全勇先没有在影视剧方向发力，而是推出了中篇小说《秘密》（发表于《作家》2025年第12期，《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2026年第1期转载），这既是他从编剧向小说写作的回归，更是对战争年代深入反思的结晶。

在《十月》2025年度中篇小说榜的颁奖礼上，全勇先谈到，“剧本面对的是一群人，小说面对的是我自己的内心”。可以说，《秘密》首先是个体的、私人的，是一个“生逢乱世，却半生都在读书”的中国男人的人生故事。虽然故事的核心嵌入了赵一曼烈士被捕、就义的悲壮历史，但与阿成的短篇小说《赵一曼女士》、王雨的中篇小说《永生》等作品不同，《秘密》并不完全是一篇关于赵一曼烈士的小说，而是面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青年人从不同方向努力与尝试，是一代人反抗侵略、砥砺前行的漫长历程。这种从个体故事切入的写法，实现了更加贴近民众维度的历史真实，一个个普通生命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内心波动，构成了我们进入那个时代最真切的甬道。历史的洪流不再只是史书上的记载，而是具体表现为一次彻夜的长谈、一份报纸的传递、一场至亲的别离，以及在掩护“大小姐”逃亡后对遗落雨伞的忧惧。这让历史变得可触摸、可呼吸，也显示出面对历史事件时全勇先精致入微的把控力。

在《秘密》中，赵一曼的斗争历程是核心历史事件。全勇先对赵一曼烈士的描绘是沉静而坚韧的，她不仅是一位抗联的“大人物”，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女人，她既有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中坚持对日斗争的果敢，也有女性对美、优雅、身体完整的执着。全勇先始终坚持将英雄“人化”而非“神化”，不管是老乡口中的“瘦李子”，还是在医院养伤时的“大小姐”，小说中呈现的赵一曼都是一位充满生命力的女性，董宪勋警士、韩勇义护士以及冬妮和“我”对“大小姐”的救助既是出于宏大的国家民族因素，也在于对一个自强独立的、鲜活的女性生命的爱惜。赵一曼的壮烈事迹像一束耀眼的光，照见了在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数中国青年如何依据各自的思想启蒙、性格际遇，做出的或激进或隐忍或直接或迂回的抗争与努力。围绕核心历史事件，小说得以展现出不同人的反应，面对同样的危局，不同角色因立场、情感、利益的交织，可能表现出勇敢、怀疑、怯懦，以及背叛。它勘探的正是特殊时期历史重压下人性的全部可能性。

《秘密》的故事集中发生在白山黑水之间，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从展现东北抗联历史的角度看，《秘密》可以看成《恨事》《妹妹》等作品的续篇，在写作路径上也与前作一脉相承。这种对英雄事迹采用的平凡人视角在《秘密》中延续下来，让赵一曼等人物更为可感可信。

值得注意的是，在《秘密》中，全勇先的叙事达到了新的高度。主角纪德荣不再是《恨事》中全然被动的工具，也不似《妹妹》中事后知晓的旁观亲属，他既是伪满政府的法医，又是在苏联经受过特殊训练的红色特工，还是新中国优秀的建筑工程师，他是一个具有一定主体性，在知情或半知情状态下，于忠诚、恐惧、理想与生存间进行持续抉择的“行动者”。这使得叙事从命运拨弄和事后追认，升级为一个在历史现场中持续展开的、充满张力的选择迷阵。通过主角命运的不断变换，全勇先或许传达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历史是由“秘密”构成的，真实的历史进程，并非由几条清晰的主线推动，而是由无数个体的、家庭的、组织的秘密所织就。因此，《秘密》这个篇名或可成为理解全勇先整个抗战书写的钥匙。我们站在后世已知结局的视角去评判历史，是粗暴的。全勇先的作品，总是试图将读者拉回历史正在发生时的“迷雾”状态，让人体会其中的困惑、艰险与两难。

这样看来，《秘密》不仅是续篇，更是全勇先抗战系列作品历史哲学与叙事技艺成熟的标志。小说继承了前作平凡人视角的谦卑与温度，同时在结构的复杂性、人性的勘探深度和历史的思辨高度上，都实现了超越。《秘密》在《恨事》的“偶然悲剧”和《妹妹》的“身份谜题”基础上，构筑起一个关于信仰、选择、代价与命运的庞大而精密的象征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全勇先不仅书写了东北抗战的历史，更提供了一种理解所有苦难与抗争历史的方法：贴近那些具体的、破碎的、沉默的灵魂，历史真正的回声与力量，便在其中。

历史与文学的美妙和弦

韩伟

（省作协副主席，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全勇先的小说《秘密》既具有令人震撼的深厚历史底蕴，又蕴含打动人心的文学温度。这部作品以纪德荣被尘封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展现哈尔滨伪满时期家国命运的离乱、个体生存的浮沉，在层层揭开“秘密”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历史叙事、人性深度以及文学价值的多重解读，为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叙事结构层面，小说采用“复调”的形式，在个体浮沉中重述集体记忆。一味追求宏大叙事、忽视个体表达，往往是传统历史题材创作的通病，而《秘密》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以主人公的命运浮沉作为故事的切入点，将个体叙事融入历史叙事中，从而将一个个可感可触、有血有肉的个人事件串联成一个具有宏大历史记忆的集体事件。小说以纪德荣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将“大小姐”（赵一曼）不屈不挠的抗日事迹、纪德荣被迫出国逃亡与归国的身份困惑，以及战后弟弟与妻子重组家庭的悲欢离合等情节串联起来，把伪满政府的黑暗、抗日斗争的惨烈、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都围绕着一个人的命运沉浮而徐徐展开。这是一种借助文学来对历史“复调”呈现的叙事方式，即历史并非仅仅是平铺直叙的宏大叙事，而是由无数个体命运与选择交织而成的网状结构。

在叙事真实层面，作品实现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辩证统一。小说选取赵一曼烈士从被捕到牺牲的经历作为叙事对象，但并没有拘泥于常规的史料记载，而是虚拟出纪德荣这样一位兼具历史“旁观者”与事件“亲历者”身份的人物形象，以完成历史的“在场性”建构。例如，赵一曼在狱中所展现的坚贞不屈的精神状态、董宪勋与韩勇义掩护赵一曼逃跑失败后的英勇牺牲，是基于历史档案确认的真实事件，但像赵一曼修剪指甲时展现出来的从容态度、纪德荣面对家庭破碎时内心迸发的极度痛苦，这些都属于小说虚构的心理活动与细节。这些经过艺术加工的虚构元素，非但没有削弱历史的严肃性，反而使得历史人物的形象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进而让读者获得一种“亲历式”的文学真实体验。历史本质上是叙事的结果，而文学通过细节与情感，有效填补了历史叙事的留白，《秘密》正是如此。

《秘密》的另一重魅力在于其在藏秘、揭秘与解密过程中对人性的深度挖掘。纪德荣隐藏的抗日义举是秘密，赵一曼用假名掩盖的真实身份是秘密，冬妮与纪德明之间未曾言说的情感也是秘密，这些秘密被层层揭开的过程，实则是人性光辉不断显现的过程，亦是个体精神得到救赎的过程。以纪德荣为例，虽然身处伪满警察体系，但他的种种行动，如为受伤的游击队员找鞋，阻止日本兵施以酷刑，冒险掩盖赵一曼脱逃等，无不体现出他始终如一坚守着内心的良知。这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的抉择，让这个人物突破了时代局限，具有永恒的人性价值。而赵一曼在狱中保持的体面与尊严，董宪勋、韩勇义明知必死仍选择营救的勇气，都体现了这些平凡小人物舍生取义的崇高抉择。

此外，“秘密”本身亦极具象征意义。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隐藏了许久的秘密被逐个揭开，我们发现，其实每个人物都背负着秘密，如“大小姐”（赵一曼）的身份、纪德荣妻女的选择等。这些秘密的汇聚，不仅填补了史料记载的叙事留白，而且以小见大地彰显了平凡人物气节的崇高。“他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名字一样，消失在时间的尘埃里，如同那些和他们一起消失的秘密。”小说在结尾处流露出对记忆与遗忘的沉思，揭示了作者对于人性的悲悯情怀，进而赋予了作品极为深刻的哲学意涵。

《秘密》具有两方面价值：其一是史学价值，在于其成功还原并引导读者关注那段沉重而悲壮的历史；其二是文学价值，在于它给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树立了极为重要的典范。在娱乐快餐式的创作潮流中，全勇先始终坚守着历史的温度与文学的尊严，这样一种创作态度，无疑值得每一位后来人学习。作品提醒我们，历史题材的创作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要在无数事件的流动中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并以人的故事来透视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总之，《秘密》是一部需要人们静下心来细细品读的作品。它让我们意识到，真实的历史并非网络戏说的语言游戏，也绝不仅仅是教学课本上的宏大叙事，相反，它可以借助“以小见大”的文学笔法，书写平凡人物的感人事迹，让“小人物”彰显出“大情怀”。我们坚信，这类有温度的作品定然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历史叙事的张力与温度

宋宝伟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全勇先的小说《秘密》高度还原二十世纪30年代发生在黑龙江大地之上的抗日斗争的历史现场，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抗日先烈们英勇不屈、勇赴国难的牺牲精神。同时小说用充满温度的目光与情怀书写在残酷战争环境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小说《秘密》混合着两种叙事，一种是英雄叙事，一种是平民叙事，这两种叙事共同构成小说的多维视角。毫无疑问，小说中的英雄叙事是以赵一曼烈士被捕后英勇就义的过程为基本框架，表现赵一曼烈士的生活化侧面。小说没有直接描写赵一曼烈士在敌人的严酷刑罚下如何的坚贞不屈，而是用大量篇幅刻画赵一曼在医院疗伤过程中的生活化细节，譬如读书、剪指甲、聊天等看似与惯常理解的英雄形象毫无关联的生活情节，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身形瘦弱、为人和气、温文尔雅的“大小姐”形象。作家有意选择这种“旁观者”客观化视角，还原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生活化的一面，为后面英雄形象的跃然而出作了足够多的细节铺垫。同样，对协助赵一曼逃离虎口的两位英雄——董警士和韩护士，作者依然没有将他们进行“脸谱化”塑造，相反却一再描写董警士的“冷酷无情”以及董警士与韩护士二人之间的“矛盾”，这与后面两人的英勇行为构成强烈的反差，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小说中的英雄叙事改变惯常的“理念化”塑造手法，对抗日英雄进行一种平民化塑造，不刻意凸显英雄的地位，这种平民叙事将故事中的人物放在统一的视角下，书写人物在民族存亡和个人生死的抉择中的命运沉浮。小说描写了很多人物，尤其是作为叙述者的纪德荣以及冬妮、弟弟德明等，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却又被滚滚洪流抛置于历史之外，身处其中却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劫后余生的结局令人不胜唏嘘却也令人感到一丝宽慰。

小说《秘密》采用近乎“口述史”的描写方式还原一段东北抗联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抗日历史，这种叙事方式将历史的纪实性和文学虚构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纪实与虚构的张力中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也为文学虚构的纵横捭阖预留下足够的书写空间。小说叙述者纪德荣兼具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两种“身份”。作为“见证者”见证和记述着赵一曼烈士等英勇无畏的抗日历史，使小说的叙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同时，他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幸存者，承受着民族的劫难和历史的戕害，他的遭遇让人们深深感受到历史的冷酷无情，以及深陷历史漩涡中的无力感和命运的荒诞感。小说通过真实的历史材料，譬如赵一曼留给儿子的两封信，无疑增强了小说的“纪实性”特征，艺术性地深化了“见证”的效果。作家通过虚构笔下人物在面对民族、正义、家庭、生存、死亡等诸多问题时的心理真实，同样高度还原了历史现场中被历史裹挟着的人们那种抗争、挣扎到被迫接受命运安排的心路历程。小说的纪实性和虚构性紧密结合，作家努力调适二者之间的平衡，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的虚构。一般的文学作品，作家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自由虚构，而《秘密》这部小说的文学虚构是在历史真实的制约下完成的，因而小说是严肃的且不失艺术性的。

历史是冷酷无情的，但历史书写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全勇先以“实证主义”精神在小说中高度还原历史现场，不仅有历史事件的真实，还有许多历史细节也高度具象化，在这些具体可感的细节中蕴含着作家温润的情怀。历史往往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它告诉我们的“历史”多是规律、事实甚至简化为文字材料和器物，而人的生活往往是缺席的。小说恰恰填补了历史的某些空白，将冰冷的历史赋予生活的温度和人性的温暖，使历史变得更丰满、更真实。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小说《秘密》中有三四十年代哈尔滨市民生活和城市历史的真实再现，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理解和关怀。作为文学单单还原历史是远远不够的，文学讲究情怀，小说补足了历史所缺乏的生活肌理和脉络，更应该为历史增加温度。文学打动人心，不仅在于作家的胸襟和气度，还有作家赋予小说的浓浓情怀，它让我们在面对历史时，不再是超时空的冷眼旁观者，而是化身为与历史同呼吸的参与者和行动者，唯其如此，历史才能真正鲜活起来，方能永驻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