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作为理解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方法 ——广义“新东北文学”论纲

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1期

新时代以来，东北文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文艺界、学术界提出的“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东北文艺复兴”等概念或口号，更是将东北文学推向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前沿。在文艺家、评论家、读者和多种媒体的合力之下，“新东北文学”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这一现象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将“铁西三剑客”——即青年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作为“新东北文学”的主要代表，并在评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样的界定因三位青年作家的创作有较多相似之处，评论起来较为容易，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方面，只谈“铁西三剑客”，不免忽略了其他众多东北作家的新作，如老作家梁晓声的《人世间》、阿成的《农民进城》，60后作家迟子建的《烟火漫卷》、徐坤的《神圣婚姻》、谈波的《捉住那只发情的猫》，70后作家金仁顺的《小野先生》、鬼金的《秉烛夜》，80后作家苏方的《异乡记》、淡豹的《美满》，90后作家杨知寒的《一团坚冰》等等。另一方面，“铁西三剑客”的创作并不能全面展现“新东北文学”的风貌和特质，评论者认为他们“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召唤历史的连续性，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召唤真正的艺术”，但所谓“历史的连续性”“小说的道德使命”“真正的艺术”，何尝不是很多文学家的追求呢？即便从被评论者称道的影视转化看，“铁西三剑客”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胆小鬼》等作影响并不是很大。新东北文学中，真正产生广泛影响的“爆款”剧是2022年根据梁晓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和2023年的《漫长的季节》，这两部剧的精彩是东北籍导演李路、辛爽与编剧王海鸰、王大鸥、梁晓声、于小千等人，以及雷佳音、宋佳、范伟、秦昊等演员共同造就的，班宇只是在《漫长的季节》中承担了文学策划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把“新东北文学”简化为“铁西三剑客”的创作，综合考察新时代以来东北文学的创作情况，是认识“新东北文学”较为客观而又笨拙的途径。如果将那些以“铁西三剑客”为代表命名的“新东北文学”定义为狭义的“新东北文学”，那么本文所讨论的则是广义的“新东北文学”，即新时代以来反映东北区域社会生活、人生百态的优秀文学作品。

一、衰落与振兴

提到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东北”，我们首先会想到抗战时期的“东北流亡作家群”。对“东北流亡作家群”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骆宾基、李辉英等作家来自东北三省各地，并不集中在一个城市，而且他们的写作涉及了近代以来中、俄、蒙、日、朝韩等国广泛的地缘政治与文化。实际上，新东北文学所指向的也不仅仅是沈阳，“铁西三剑客”之所以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一个关键点是他们作为工人子弟的后工业书写。《漫长的季节》第四集中有这样的台词：“桦钢是桦林的心脏、魂，桦钢这个大家伙，有自己的脾气，自己的体系，又冰冷，又沉默。”在一定程度上看，这段台词可以拓展到整个东北，即工业是东北的心脏，工业发展的起落与东北人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因此，工业相关的文学书写就成为“新东北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成为“新东北文学”的一个鲜明的标识。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工业书写仅是“新东北文学”的一个侧面，与“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相比，“新东北文学”同样体现的是历史大转折时期的家国之思，在与时代的紧密关系上，“新东北文学”与“东北流亡作家群”创作是异曲同工的。

从工业书写的层面看，在建国之初，东北是“共和国长子”、重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的蓬勃发展给新中国带来了强大的工业力量，使之从长期战乱的残破中迅速恢复过来。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周立波的《铁水奔流》等作品都热情赞颂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工人英雄，奠定了新中国工业文学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从建国初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下岗潮来袭之前，东北区域的工人是真正的“老大哥”、社会的宠儿，他们获得了优越的生存条件，并超乎预期地实践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贾行家在“一席”的演讲中曾谈到，他的妻子是在厂区里长大的，她小时候从来也不知道洗澡、理发、吃冰棍这些事情还要花钱，有一种水龙头每天下午会流出橘子汽水，厂里的人都可以去接，这样看似魔幻的场景，却是当时工厂真实的生活。但这美好的往昔在国企改制、下岗潮之后便土崩瓦解了，取而代之的失业、生活贫困、离婚率犯罪率上升等等。这种区域性的衰落并不是个例，在一定程度上，东北与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匹兹堡等重工业城市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曾为国家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随着经济转型迅速变成了落后的、人口大量流失的“铁锈地带”。

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区域是从来繁华、一直繁华的。新时代以来，东北处于经济缓慢增长的过程中，在物质财富、消费活力等方面无法跟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但东北的文学艺术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除了前文提到的文学作品，东北籍的演员张译、沈腾、刘烨，歌手李健、毛不易、董宝石等都演绎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脱口秀演员李雪琴那句“谁说梦想只能在北京实现？宇宙的尽头是铁岭”的调侃，有力地凸显了东北文艺在新时代舞台上的位置。在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东北正在成为一种方法，一种分析经济衰落背景下文艺繁荣的方法，“这是一种思考衰落，接纳衰落，并将衰落看作是历史性的深奥，然后从中寻找希望的方法”。经济发展缓慢、人口流失以及寒冷的气候等因素使东北呈现出一种静止、荒凉的状态，但这只是表象意义上的宁静与荒凉，在其深处蕴含着历史性的深刻，也隐藏着休眠火山般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包括批判的意图，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启迪。

这个启迪的过程一方面是昂扬的、温馨的，面对经济落后的现状，新东北文学展现出了东北人的乐观、坚韧和面对困难的斗争精神。程树榛的《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诞生记》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一重”建设之初热火朝天的动人情景，作家在描写“一重”的夜晚时写道，“如无数流星划过天空/ 像喷薄的旭日升出海面/ 电焊工用焊机储存的阳光/ 在午夜驱走了工地的黑暗”，展现出了当时工地的壮丽场面和建设者的激情。同样是“一重”题材的作品，宋成君、江仲的《而今迈步从头越》深入思考了在当下东北的困局中，“一重要想摆脱困境，重振‘以一为重、永争第一’的国宝雄风，就必须打碎和除掉旧有的模式和老化的观念，重塑自身，向死而生！”2022年的电影《钢铁意志》讲述了建国初期的鞍钢故事，通过对新中国第一代钢铁工人形象的塑造，影片再现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创业史与奋斗史，强调了孟泰、王崇伦等劳模的科技革新意识，“是对鞍钢无私支援全国钢铁工业建设的奉献精神的礼赞”。应该看到，无论是对“一重”还是鞍钢的抒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沟通历史与现时，对历史的致敬也意味着对现时的激励，同时为东北工业基地的重新振兴提供思想的动力。

在另一方面，这种启迪是悲观的、压迫性的。新东北文学对东北兴衰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创伤写作的特征，这在贾行家、双雪涛、班宇等东北青年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了父辈紧张的劳作、精湛的技艺、被机械工业控制的身体，以及下岗之后的无所适从，这是北上广高档写字楼里的青年所无法阐释的。而且，他们对创伤书写有着清醒的认识，班宇在小说《透视法》中写道，“幸福与满足很难得到共鸣，失败与伤痛却轻而易举。真假并不重要，人们是依靠疤痕、伤口，以及血的腥味去辨识同类的”。实际上，在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东北是超前的，这里曾经有过繁荣，未来可能会重现繁荣，但现时段的东北是落后的，这种区域性的落后会引发一种压迫性的负面心理，而这种心理由一个个普通民众共同承受。有评论者曾梳理了双雪涛东北题材小说的一条历史线索：“对不安全的外部世界的恐惧——对‘集体’并不可靠的认知——寻求亲情、友情或爱情的支援——最后退守‘个人’，依凭个体的努力和成功来寻求安全或免于恐惧。不能不说，这一步步后撤的线索或轨迹，构成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隐喻或表征。”双雪涛的这种经验与隐喻不仅指向东北，而且是中国工人或其他社会弱势群体面对社会结构性重组时的共同经验。

针对上世纪末东北结构性失业造成的生活贫困、家庭解体、暴力事件频发等问题，东北青年作家的写作体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性。相对而言，梁晓声的《人世间》处理得较为温和，与双雪涛等东北青年作家的创伤叙事不同，《人世间》具有更为大众化与主旋律的风貌。梁晓声曾谈到，“期待《人世间》能给当下年轻人带来两方面思考，一是关于善的教育；二是帮助当代青年补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知”。人性善、好人哲学是梁晓声在创作里一直提倡的，抛开这点不谈，应该说《人世间》在第二点上是成功的。东北青年作家更多地强调了他们的童年、青少年经验，即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东北工人生活，而《人世间》是对整个东北改革开放后各个阶层（主要是工人群体）的命运的书写，是对东北社会民生大范围的、总体性的绘制。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人世间》增添了深圳线索，形成了东北-深圳的双线叙事。周秉昆在第22集中说，“都一个妈生的，咋还有偏有向呢？”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曾有南北共同发展的想法，镌刻胡耀邦同志题词的石碑“南深北黑 比翼齐飞”至今仍矗立在黑河，但由于种种原因，贫穷衰落的东北与高速发展的深圳形成了改革开放后对比最为强烈的两个区域，将这样两个区域进行对比，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也极大地拓展了新东北文学的空间视野，从而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共鸣，这也是电视剧《人世间》的一个成功之处。

在电视剧《人世间》的最后10集中，曾经的下岗工人们在消费时代找到了谋生的途径，经过棚户区改造后，光字片百姓住进了新型城市社区，东北的工人群体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人生波折，最终在新时代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稳定生活，这种圆满的结局与当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家战略是相契合的。有研究者指出，相比于“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振兴”这一命题更为贴切，新东北文学的面向，应是“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政策推进下，意图通过‘文艺’重塑‘东北’、振兴‘东北’，逐步找回经济话语权和文化话语权的一种焦虑和愿景”。当然，通过文艺找回经济话语权可能过于勉强，但思考如何在落后中重振旗鼓是新东北文学的应有之意。 

二、进城与出城

转过工业书写的侧面，新东北文学呈现出来的是20世纪以来的城乡巨变。东北不仅是新中国的工业基地，还是大粮仓。东北黑土地的沃野千里、大豆高粱一直都是东北文学着力描绘的对象，在现代有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梁山丁的《绿色的谷》等广为流传的佳作，新时代则有刘庆的《唇典》、王怀宇的《风吹稻浪》、津子围的《十月的土地》等。不过，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以及社会组织制度的变化，城乡之间的壁垒已逐渐被打破，作家们更多思考的是城与乡的互动，以及城市内部的时代精神。有研究者认为，到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这样的判断可能有些绝对，但从中国的情况看，城镇化的迅猛发展显而易见。2016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城乡人口已基本持平，到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城镇人口已远超乡村人口。东北本就是一块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域，而人口流动不仅仅是离开东北，同时进行着的是从乡村奔赴城镇，从小城镇去往省会城市。城市正日益成为新时代中国人的故乡，虽然一些人心中仍存有对乡村的美好想象，但在现实意义上，城市最大限度地为人们提供了物质与精神的需要。

实际上，城市与乡村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城镇既是乡村的映像，又是乡村的代理者，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多数城镇都是作为农业秩序本身的一个方面发展起来的：在简单的层面上作为市场，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作为金融、行政管理和二次生产的中心”。阿成的《农民进城》直截了当地把“农民进城”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摆在读者面前，通过对老泰山、老岳母、志强、志刚等人物情感与命运的描写，“透视几十年来中国的沧桑巨变，进而思考城与乡、城与人、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长期以来，阿成的创作主要关注的是哈尔滨的城市历史、城市生活，《农民进城》显示了老作家打通城乡的努力。如果说阿成的创作是由城市辐射农村，孙惠芬的创作大概可以称作“农村包围城市”。孙惠芬一直关注辽南的乡村世界，《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等作展现了辽南地域的乡土民风，而城乡之间的关系也是孙惠芬着力思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歇马山庄大多数男人都离家去城市打工，他们奔赴城市的样子，就像是“向着火光飞去的蛾子”。城市的发展打破了农业文明的时间模式，人的生存和奋斗对气候、季节的依赖大大降低了。东北的农民们不再“猫冬”，他们通过在城市中打拼获得了财富，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后上塘书》中，孙惠芬展现了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价值观和道德伦理的崩塌。

迟子建对城与乡的关系有更为切身的体验，在1990年代初从大兴安岭乡村来到哈尔滨时，迟子建有这样的困惑：“我背离遥远的故土，来到五光十色的大都市，我寻求的究竟是什么？”经历了三十年的时光，这个问题在《烟火漫卷》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解答。在《烟火漫卷》的后记中，迟子建提到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哈尔滨是父亲体味贫穷、饥饿之地，是浸透着父亲眼泪的城市。在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乡村的广阔天地比大城市更容易谋取温饱，于是父亲决然地离开了哈尔滨。而在父亲出城三十余年后，迟子建实现了其个体的返城。转眼又一个三十年过去，初来哈尔滨的失落和忧伤已渐渐淡去，迟子建对哈尔滨这座城市里的芸芸众生有了更为客观深入的体恤和理解。无论是城市本身的发展与改造，还是城市化进程给周边地区以及边远乡村带来的影响，都表明了城市与当下社会的密切关系。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资讯日益快捷，知识、观念的传播变得方便、迅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王尧所说的：“迟子建的‘北极村’系列小说与‘哈尔滨’系列小说并不是对立的”。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通过刘建国这个“爱心护送”车（私营救护车）司机的运营轨迹，勾画了一张以哈尔滨为中心，辐射黑龙江全省的文学地图。

关于城市的想象和文学表达，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创作路径，对城市的文学表达涉及到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迟子建的城市想象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她笔下的城市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郊区、与边远乡镇紧密关联，这或许是她作为一个进城者的先天优势。迟子建在哈尔滨生活的三十年中，亲眼见证了这座北方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烟火漫卷》是迟子建叙写哈尔滨最全面、也最直接的一部小说，读者可以跟随黄娥等人物的脚步走遍哈尔滨的街道和集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不仅集中于城市的外部特征，如城市的街道楼宇、大型商圈、高架桥与地铁等表象性景观，而且蕴含于城市中芸芸众生的内心深处，浸染于城市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们发现在物质条件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内心是不安稳的，种种猫腻、不正之风存在于城市的暗影里。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有着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对罪与罚的思考，即便是本性善良的人，也会因某些缘由犯下罪恶，而这罪恶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淡忘，反而会如心中的刺给人带来持久的痛楚。迟子建通过小说人物不断地进城与出城，寻找人性救赎的方法。黄娥背负着气死丈夫的罪逃离家乡来到哈尔滨，而刘建国则离开哈尔滨来到兴凯湖畔，用余生陪伴幼时被他猥亵而陷入自闭的武鸣。无论是进城还是出城，都是对罪的洗刷，对善的追寻。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东北的城市化曾远超国内的平均水平，而城市里的革命、动荡、贫富不均也刺激了关于恶的想象力。在西方工业革命时期，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曾赋予现代城市阴暗的道德内涵，诗人漫游在巴黎风景中，“得到的是变态的爱、绝望、死亡、对自己的沉沦的厌恶”。在改革开放、国企改制等社会潮流的冲击下，东北城市中出现过一些暴力、腐败的情况。虽然新时代东北的城市生活日益富裕、稳定，但犯罪、黑道等元素仍在和东北有关的文艺作品中广泛存在，如孔二狗的《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甚至在刻意描写黑道的血腥和杀戮。没有人希望生活中出现混乱，但日常生活的单调重复使

读者希望看到文艺作品中的异常，《无证之罪》《白日焰火》等作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恶之花”的迷人气质。东北既承载着俗世生活的人间烟火，又提供冰天雪地下的社会奇观。谈波的《保尔》《长春炮子》《大连彪子》等作呈现出了东北城市让人热血沸腾的市井生活，塑造出一系列极具质感的东北炮子、彪子形象。谈波小说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彪子”和“一般”。“一般”只充当配角，而那些特殊的、“富有诱惑力”的“彪子”才是故事的主角，他们在狭窄的生存空间里抗争，以“不受屈儿”的人生哲学，去面对生活中那些不可回避的艰难时刻，使惨烈的人生充满着浓郁的黑色幽默。

在谈波的小说中，大连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大连的城市历史、大连话的海蛎子味儿以及城市生活中游荡的“彪子”们，给谈波小说增添了一种冷硬、生猛的特征。实际上，东北的几座重要城市，如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有很多相似之处，由于殖民侵略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达到了现代化城市的规模，并具有了较为丰厚的城市文化基础。而这种曾经领先的城市化，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一起，构建了东北20世纪末至今边缘地带的独特现代性。新东北文学关于进城与出城的想象，已不同于1960年代“上山下乡”运动的呐喊，也有异于改革开放之初“陈奂生上城”式的城市赋魅，而是更多思考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所遇到的问题，如人的工具化、面对时代变革的无力感、焦虑和迷茫等。

三、地方与世界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各个地方的独特性正在被城市的发展急剧吞没，很多城市的发展采用了现代性的规划模式与建筑风格，但“现代性在拥抱未来的同时，也拒斥着过去的一切”。我们固然可以为现代性规划的高效率而欢欣鼓舞，但也不能忽视同质化对差异性的威胁，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地方的独特性与中国、乃至世界的同质化呈现出来的张力，比上个世纪更加复杂。地方的建设与保护的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在新时代的东北文学中有着更为多元的表现。

新东北文学的蓬勃发展提醒我们，文学与地方的关系已与过往的地域文学大不相同，提及新东北文学的地域特征已不仅是东北各城市的细微差异，或东北乡村、自然的丰富广博。新东北文学编织的故事更具流动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与城市化、交通运输、信息科技高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全球性的流动性的加剧，不断增强的流动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模式。在徐坤长篇小说《神圣婚姻》的开头，女主人公程田田欲哭无泪地坐在沈阳至北京的高铁列车上，十天前的大年初五，她从沈阳坐高铁22分钟到了男友的老家铁岭，与男友的家人相谈甚欢，但转眼间男友就拉黑了她的微信，凭空失联，让她满心期待的婚姻瞬间破碎。这种高铁般迅疾的叙事速度不仅展现在《神圣婚姻》的开头，而且贯穿了小说的全篇，不同人物的婚姻情感，以及各种各样的家事、国事纷至沓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神圣婚姻》书写的是新时代的生活，从2016到2021年既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五年，也是宏大的国家规划下个人命运发生急剧变化的五年。小说对叙事速度的提升，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满足微博、短视频时代读者的阅读新习惯，但更主要的是关涉徐坤对新时代精神症候的理解和把握。除了对新时代国家、个人时间流逝的关注，《神圣婚姻》的空间想象也具有时代性。家乡沈阳和铁岭、人物活动的中心舞台北京、留学地澳大利亚悉尼和堪培拉、支教和扶贫攻坚地西南边陲小城安岭，这是异乡人在北京的奋斗轨迹，小说从多重视角寻找着走出东北的人们在世间的定位。

新时代的地方经验是多元化、多中心的，不断地流动使得每一个地点都可以产生特定的情感和记忆，很新鲜却与家乡极为不同。青年作家淡豹曾感叹生活处于“不断的离去之中”，“我是一个彻底的沈阳人，半生迁移，身体和户口许多次在教育、生活、政策中挪移来去，

这些过程中，身份感、对生活的期许、自身都变了，不再说得清什么是‘本人’”。淡豹的小说集以“美满”为题，但处处透露着离乡人心灵的破碎与孤立无援，《美满》实际上表现的是心有不甘的人们竭力在追求美满。小说集中的《你还记得在上州给我变魔术吗？》是艺术效果较为出众的一篇，他漂在海外，她漂在北京，两个人的情感故事就如变魔术，明明知道是假的，却合作表演一出心知肚明的戏。《鸟蛋蓝》（《江南》2022年第5期）中女主人公的经历与作者有部分重合，曾经的学霸留学海外，转行做护士为生，这种选择一定程度上是对父辈期许的反叛，她不再走那一条规定的路，那些貌似辉煌的过往、“经不住推敲的成绩单”、婚姻失败、遭遇的猥亵案在陌生的地方都化为乌有。从某种角度来看，漂泊也意味着自由，不必再千军万马走独木桥。

在生活的流动、情感的破碎等方面，苏方的《一些时刻》《异乡记》《暴雨下在病房里》与《美满》有相似之处，苏方主要写现代社会中男女的情感故事，在情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是游子，都奔往陌生的异乡，而破碎的心总会在漂泊中得到修复。或许就如黄平所总结的，“生于1980年代目睹父母一代的下岗，注定在新世纪选择离开。迄今为止，这是一场几百万人的出东北记”。实际上，本文所提到的东北作家大多已不在东北生活，只是他们在出东北后仍然不断回望家园。鬼金是走出东北的作家中较为独特的一位，他长期在东北一个小城市的轧钢厂当吊车司机，曾经南下又返回东北，而随着作品大量发表和个人思想体系逐渐完善，他“再次有了逃离之心”。《秉烛夜》中所收入的小说，基本上是鬼金在南方所写，南方的气候、环境、人文地理让鬼金冷硬的小说中增添了一些缠绵的爱意。对于南方气息的融入，鬼金并不排斥，从环境和语言风格的角度看，鬼金并没有局限于东北地域写作。相比《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对下岗工人的描写，《秉烛夜》更多关注郁郁不得志的文艺青年，这两类人的故事大致构成了鬼金小说的主体，而怀揣文艺梦的城市底层工人正是鬼金自身的写照，鬼金也直言：“我虚构我，我写我的伪自传，这是我目前的写作道路。”努力建构个人的精神史，用文学的微光去照亮个体与世界的暗夜，大概就是《秉烛夜》的写作目的所在。

在“90后”作家杨知寒的写作中，出东北与重返东北并行不悖。杨知寒被认为是新东北文学方阵中的“90后”代表，迟子建评价她的创作并不逊色于“铁西三剑客”，“叙述老练，笔触收放自如，轻灵而不失深沉，有一颗沧桑心，仿佛活了几辈子”。东北的寒冷和肃杀贯穿于杨知寒小说集《一团坚冰》的始终，开篇的《连环收缴》中每个人物都有一种阴郁的气质，夫妻矛盾、亲属纷争以及男性的暴力等纠缠不清，难以化解。《瑞贝卡》中的李小瑞表面上有着热闹、华丽的朋友圈，实则隐藏的是孤独的、被抛弃的人生。小说集《黄昏后》里，《百花杀》是引人注目的一篇。顾秀华和徐英是北方城市里百花园商场两个摊主，位置相近、货源重合让两个女人屡屡上演抢客大战，而当顾秀华带着儿子去了南方，徐英的日子和生意却都日渐落寞，曾经熙熙攘攘的商场有一半关张，剩下的摊主也都无精打采。直到两年后，顾秀华因不习惯南方的生活，又回到百花园出摊，两个女人才又振作起来。杨知寒的小说聚焦于普通女性的命运，从世俗意义上说，徐英和顾秀华都是生活的失败者，她们的生存状况是东北失落的真实存证，但她们拥有坚韧的生命力，在时代的洪流中和男人一样战斗着。

   随着流动性的加剧和多媒体时代沟通的日益便捷，地方经验正在向世界敞开胸怀。从地方经验对世界进行的想象不容低估，实际上，“所有地方性知识都富有世界性，含有人生、社会、宇宙意义上的普遍关切和见解”，东北也不例外。东北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

沿革，为作家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金仁顺的《小野先生》描写了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下，两代人的历史记忆和反思，反映了作家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态度。金仁顺关注的是“人在战争中的创伤和难以言表的苦痛”，“老小野先生”年轻时参加过侵华战争，他在漫长的余生里沉默寡言，即便妻子出轨也无动于衷，觉得自己不配死在洁白的床单上。在金仁顺看来，杀人沾染的鲜血是洗不掉的，只能在杀人者也死去之后由后人去总结和反思，这也是小野先生致力于研究东亚历史的原因。迟子建新近出版的《东北故事集》所收入的三篇小说，《喝汤的声音》聚焦海兰泡惨案，《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以宋徽宗的囚禁岁月为引，《碾压甲骨的车轮》融合了晚清收藏家罗振玉的秘闻，都是钩沉地方历史，烛照现实生活。历史真实与现实想象的有机结合，为小说带来了强大的吸引力和无限的可能。

结语：东北作为方法

东北本就是一个移民区域，闯关东的移民儒家文化，加之近现代以来俄、日以及西方多种文化的影响，使得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广泛交融，这也从根本上塑造了东北文学与世界的沟通方式。新东北文学作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具有其局部性和特殊性，如果将东北作为一种方法，其区域文学想象便获得了某种超乎本来存在范围的意义，承载了思想交流的使命，进而成为一条理解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的途径。近年来，“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在中国文学版图上遥相呼应，共同指向如何书写新时代中国，如何让世界通过文学认识中国这一核心问题。相比于“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具有更为清晰的地理边界和更为一致的叙事风格。王德威认为，“‘东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累积，也是一种‘感觉结构’——因器物、事件、风景、情怀、行动所体现的‘人同此心’的想象、信念、甚至意识形态的结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东北”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成为了一种认识、解释世界的方法。

鲁迅先生在为萧军《八月的乡村》所做的序言中写到，东北“显示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将来，死路与活路”。这一论断在今天读来仍然铿锵有力。在新时代的东北书写中，我们可以读到超越区域限制的诸多想象，也可以发现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尝试。新东北文学中潜藏着对爱与温暖的永恒追求，即便是经历了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也并没有困于“漫长的季节”。毕竟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如果不能面向世界与未来，那么区域文学的价值便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