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文学发展报告（2022）》】影视文学：立足本土文化 书写时代风貌 回馈黑土恩情

摘要：本年度的黑龙江影视文学创作在机遇与挑战交织的背景下踯躅前行，在龙江黑土文化的驱动下取得瞩目成就。优秀影视作品的问世，充分显示出黑龙江省影视文学创作的强大实力和顽强韧性。用影视作品输出家乡文化体现着黑龙江省影视人对家园的热爱、感恩与眷恋。黑龙江影视文学创作中的高质量作品仍然稀缺，题材表达比较单一，可持续化创作生产的能力还有待提升。龙江影视人应抓住机遇、迎难而上，保持高昂的创作姿态，为我国建设影视强国这一目标的早日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本土文化 生态环保 爱国主义 现实题材

2021年是全球遭遇并艰难奋战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年，更是中国电影步入“后疫情时代”的起始之年。在全球电影总体票房相较之前一年整体下滑约70%的2020年，2021年的中国电影业开始小心翼翼但却强劲有力地复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年度的黑龙江影视文学创作正是在这样的机 遇与挑战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下踯躅前行的。全省影视战线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电影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推动电影产业的复产复工，电影人坚持不懈、勇敢担当，创作并推出了冲击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的《悬崖之上》、首部发现中国生态之美的电影《等儿的湿地》、以一条市井小巷再现哈尔滨百年沧桑巨变的《松江往事》、脱贫致富主题的全新力作《鹿鼎山下》四部题材不一、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此外，首部书写短道速滑、献礼冬奥会的电视剧《超越》也于2022年初定档播出，堪称开年大餐。这些优秀影视作品的问世，充分显示出黑龙江省影视文学创作的强大实力和顽强韧性。

如果说，中国影视创作在近几年来开始呈现出由本土文化带动前进的特点，并逐步占据中国电影市场。那么以此为基点，黑龙江影视文学也正是在龙江黑土文化的驱动下取得瞩目成就的：《悬崖之上》这段历史发生在哈尔滨；《等儿的湿地》呈现的是黑龙江的湿地风光；《松江往事》演绎的是哈尔滨的百年历史；《鹿鼎山下》讲述的则是大兴安岭的壮美和人情……可以说，龙江影视文学创作之所以在后疫情时代且中国电影尚处于大动荡、大变局的背景下还能够稳步前进、持续发力，一方面离不开全国整个影视市场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也离不开龙江影视文学创作者们立足黑土地文化创作出的优秀文本的强力支撑。

一  全勇先《悬崖之上》：凝固的历史 流动的记忆

如果将影视文学看做一个独立的艺术个体，那么原始编剧即是作品的第一创作者，导演则将其以光影交织流动的形式进行二度创作而成为作品的第二创作者。从这一角度而言，《悬崖之上》从纯粹的文学文本到电影形式的呈现，是编剧和导演共同努力的结果。《悬崖之上》的原始剧本公开发表， 电影作品亦公开展映，因此，对于《悬崖之上》电影文学的评述，应兼顾原始剧本和最终的电影本身。“从一个剧本，到一部电影，到底有多远?”这是编剧作者全勇先在其发表的原始剧本前言中的一个诘问。其言外之意既说明脱胎于原始剧本的电影文本与之存在着差异，却也表明导演与编剧对于 故事及表达在某种意义上的共谋与共识。因此，基于电影的最终呈现是编剧与导演共同酝酿的成果这一角度，本文之于《悬崖之上》述评的出发点即是择取二者对作品的共同表达，即对电影文本之于原始剧本的本意输出实现分析。

首先，聚焦于“人”的而非神化的英雄形象。

在关于《悬崖之上》的研讨会上，全勇先对于这部作品的人物塑造就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念，即《悬崖之上》以“人”为焦点，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群像实现塑造，对群像间的对抗实现描述。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坚守信仰下的全力抗争，也有为保全大局而牺牲小我的无惧，更有为一时苟活出卖信仰和同志的变节等等。黑白双方在斗智斗勇的交锋下殊死搏斗，于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对决里博弈人性。以上作者本人对于所塑造人物的理解与表达无疑在影片中获得了最切近本意的呈现，即聚焦于“人”而非“神”似的英雄形象。作品开篇空降的四位我们党的特工，尚未开始执行任务，编 剧似乎就隐约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人性”与“神性”对抗的张力。原本“伴侣合作更默契”“父母寻找失踪的孩子”都是常理常情，但此时却隐隐告诉读者这样的信息：拆散伴侣间的合作才是行动成功的双保险，完成任务与寻找孩子本就存在公私之间的矛盾。三言两语间，既说明执行此次任务凶多吉少，为之后戏剧冲突的接连发生埋下伏笔，同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令观众感受到这些特工老辣狠绝的“神”的非人性的一面，但同时还有“人”的温情脉脉的一面。只是，编剧在这里告诉我们，人性与神性此时是有冲突的，二者对抗的美感也就此生发出来。之后，如张宪臣因认亲而被捕、老到的周乙在看到战友被杀时点烟的手也会微微颤抖、王郁听闻爱人被捕时的隐忍又绝望的哭泣……这一系列之于英雄们在绝对理智撕扯下的人性挣扎的细节，表现出我党特工在面对爱人、亲人、同志时那些不合时宜的脆弱，但也正是这些不合时宜却显得他们之所以为“人”而非“神”的恰到好处，并因此获得观众的强烈共情。而人性的彰显，并未抹杀英雄的神性的一面：楚良的自我牺牲、张宪臣的宁死不屈反而成就了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都遵从了基于个体生命情感的表达贴近观众而使得英雄的行为有了可信赖的依存链条，并最终完成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顺利表现。

其次，多线并进塑造英雄群像。

在研讨会上，编剧全勇先强调在原始剧本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叙事线索和情感线索，这些并进的线索既各自承担叙述任务，同时也在亲情、爱情、友情的交织下彼此关联，最终形成故事讲述的完整场域。而这一叙事方式在电影文本中获得了认可。张艺谋在情节的推进过程中，除了以 细节上的些微差异来进一步升级戏剧冲突，凸显电影效果外，基本上予以每个人物以相似的叙述比例。《悬崖之上》以20世纪30年代波谲云诡的哈尔滨为背景，叙述了张宪臣等四名我党受训特工兵分两路执行绝密任务“乌特拉”的故事。叛徒的出卖成为任务顺利完成的巨大阻碍。张宪臣一组识 破了接应者的特务身份，在险象环生中暂时逃出生天；楚良、王郁则为敌方挟制。两组已经身处悬崖之上的特工既要全身而退，又要完成任务。与此同时，绝境之上还有一人，“教授”周乙，他是秘密潜伏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的我党特工。在试图营救张宪臣的同时，最终与小兰一起完成了乌特拉行 动。以上原始剧本以及电影中两组一人、三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的叙事安排突破了谍战剧以“机械降神”式安排完成故事的讲述的传统套路，而赋予每一位英雄以独特的个性和同等的赞美。另外，珠玉在前的电视剧版成功地塑造了全能型英雄周乙，令观众产生了对电影版中主角周乙的提前认知和期待。而《悬崖之上》中张宪臣与周乙几乎平分秋色，加之电影情节在王郁、楚良、小兰等人物微妙性格展演中的不断向前推进，使得观众原有的审美期待被突破，却又在情节的连续反转里体验到审美高潮。

再次，凝固历史、重建记忆的城市影像。

在关于《悬崖之上》的研讨会上，编剧全勇先认为，身为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他对家乡的抗战历史尤为感兴趣，所以希望以一笔之力创作出优秀的作品，钩沉那段逐渐被遗忘的历史和撼动人心的英雄往事。而如何再将这段故事以光影形式进行表现，这就涉及导演二次创作的问题了。对此, 张艺谋选择了以城市为媒介作为链接历史和艺术的通道，以城市美学搭建起历史与现实的互文。《悬崖之上》里“雪一直下”的空间布景从茫茫林海直到繁华都市，几乎贯穿了影片的始末。冰雪是哈尔滨冬天的自然表征，这个城市也因此有了“冰城”“雪国”的雅号。以雪作为哈尔滨的城市标识，十分恰切。而“雪一直下”的意象传递出一种紧张萧瑟又肃杀凛冽的美感。雪花堆积的莹白世界与身着黑色皮衣、头戴黑色礼帽以及穿梭于漫卷飞雪中的黑色轿车，在色彩对比中形成强烈张力，也将关于30年代的哈尔滨的城市记忆重新构建起来。同时，电影文本特殊的表现形式允许它以实物重塑的方式将曾经的城市记忆最大限度地复原出来，唤醒观众们对于曾经的那段历史的遐想：大银幕上老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黄白相间的暗夜灯光，还有不时穿插其间的咖啡与西餐，甚至还有几句俄语……城市的历史意义与社会意义在电影中获得了表达，一段边缘历史就这样在对以上元素的凝视和触摸中清晰起来。

二 黄宏《等儿的湿地》：复魅自然 治愈心灵

环保生态类电影是指“具有生态意识，探讨人类和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包括土地、自然与动物，以自然为中心而非人类中心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电影”。中国环保生态类电影的起始，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生态主题从最初的科教片到之后的纪录 片，再发展至今天的类型化电影，逐步从发端走向发展，并日趋成熟起来。《等儿的湿地》亦属此类型电影中的佼佼者。这部电影历时三年拍摄完成, 是全国首部取景黑龙江省三江湿地四季美景的环保生态电影，在哈尔滨首映后，即引发各界关注，为展现黑龙江省湿地文化、助力黑龙江湿地旅游做出了积极贡献。除社会意义明显外，《等儿的湿地》之于审美层面的价值亦尤为突出，因此充分阐释这部电影的审美意义，对于有效发挥影视文化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功能具有建设性作用。

《等儿的湿地》由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宏编剧并执导，主要讲述了这样一个唯美动人的故事：主人公少女小涵从国外求学归来，从小陪伴她成长的姥姥生病过世，小涵只身来到姥姥去世前生活过的地方，怀恋亲人。在即将离去的时候，她发现一只受伤的东方白鹳。白鹳日常习性是远离人群，如今的到来，在小涵心里别有一番深意。在小涵照顾白鹳的日子里，于时间安静地流淌中，一人一鸟在一方自然天地里建立起深切的眷恋，小涵也在与白鹳的依恋中治愈了自己。影片中湛蓝的天空，广袤的山野和水泊，无际的苓草，还有飘飞的雪花、振翅高飞的白鹳、忧伤无邪的少女……动物与人类于旖旎自然中的缱绻依偎、神魂相依，在电影的镜像语言间获得和谐的表达，从这一角度而言，《等儿的湿地》堪称对环保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有益融合。

生态意识的表达往往借助意象的塑造来完成，《等儿的湿地》所构筑的意象是“诗意的自然生态”。“自然生态”在生态环保类电影中指的是大自然中浑然天成的自然景观，还有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人文景观。天空、草地、繁花、沙漠都是自然景观，它们作为载体包含了生命诞生成长所需要的空气、水分、土壤等自然元素，这些自然元素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它们在自在自为的存在中经过人类文化的互择与历史长河的淘洗变化演进，展现出了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力量。在电影的镜像语言中，这些自然生态意象获得了有意识的罗列和展演，在无需对白的无声交流中，复魅自然。观众也在电影人有意识地对自然生态意象的选择中体验和了解到了环保的意义和价值。在《等儿的湿地》中，镜语中的自然生态意象是三江湿地一年四季的惊艳景色：夕阳下潋滟的水泊、风中沙沙作响的大片小叶樟草、遍布的泡沼、纵横的河流、无际的草甸……颇具原始风情的自然生态意象构筑起天人合一的和谐画面，不仅疗愈了少女心灵的创伤，也令观众产生了对三江湿地风光的无限向往。

除自然生态意象外，生物意象也是生态环保类电影的重要选择。生物意象主要指的是天地之间展翅的飞鸟、奔跑的走兽、遨游的鱼类等异于人类生命，却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生物种类。不同于自然生态意象在此类电影中通过复魅自然的方式宣扬环保理念，生物意象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人物心灵创伤的治愈或自我救赎上。迟子建对于有别于人类生命且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生物所赋予的意义似乎用在对环保类电影中生物意象的功能价值之描绘上更为恰切，即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都是有灵性的，而对灵性的感受本质上则是人类心灵在与万物感应时的灵魂超越。事实上，灵魂的沟通往往生发在平等关系作为基础的充满动人诚意的情感前提之下，人类心灵的伤痛、不堪为人见的浑浊内心，还有失望、消极与冷漠等负能量情感均会在纯粹又纯净的生物意象的抚慰下获得治愈、赢得救赎。这也是很多生态环保类电影中通过 情节演进层面所试图表达的生态意识。《等儿的湿地》中那只受伤的东方白鹳就属于此类生物意象。姥姥是小涵的唯一亲人，东方白鹳是姥姥年轻时最爱的鸟。小涵回到姥姥生前住过的地方通过回忆汲取已经离去的亲情的温暖。直到一只受伤的东方白鹳来到小涵居住的地方。在小涵看来，本该远离人群的鸟儿主动亲近自己别有深意：这是姥姥对自己的牵挂？是告诉她姥姥生前未了夙愿的使者？都是，也都不是！小涵在照顾东方白鹳的过程中将自己对亲人的怀恋、对亲情的追索寄托在这只鸟儿身上。在日常生活中，她渐渐感受到自己变成了姥姥，白鹳成了自己。在风雪弥漫、空旷寂静的原野里，少女在与鸟儿双向奔赴下的紧紧依偎里彻底打开了心灵的枷锁，告别了遗憾和冷漠，开始重新以热情和勇气面对未来、面对生活。

在对于生态主题的表达上，《等儿的湿地》也颇为含蓄丰富。首先，电影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这种和谐之美一方面表现在人与自然天地、宇宙万物的相互依存、亲切共融上。在电影中，少女与白鹳在情感上的水乳交融、精神上的同频共振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和谐之美。另一方面，和谐之美表现在精神的和谐上。这是一种恬淡自适、欢愉畅快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多源于一种人与自然的互动交流，是自然与社会联袂共生对人类精神的正向作用。影片的最后，小涵感到自己成了姥姥，白鹳变成童年时期的自己。这种人鸟互为一体的描述，即是人类在自然面前获得精神疗救、治愈自己的充分表达，是精神和谐之美的体现。事实上，影片的和谐之美无论对人与自然的诗意共存的表达，抑或对人类精神于大自然中获得安详和解的诉说，都是对人在自然中“诗意栖居”的动人诠释。贝特这样解释“栖居”：“栖居是一种归属感，是人被自然的无限接纳，是人与自然共存的状态，是对家园的求索。”“栖居”即是对自身生存状态之根基的追寻，是精神安放的家园。

三 唐飚《松江往事》：百年老巷承载市井风情 家族往事讴歌爱国情怀

电影《松江往事》子由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哈尔滨市作协主席唐飚根据自己的原创小说《桃花巷》编剧创作的。影片保留了原创小说的基本故事框架，以20世纪初期的哈尔滨为背景，讲述了生活在哈尔滨老巷的三个家族王、田、傅两代人的恩怨情仇。在殖民经济入侵的危难当头，三个家族于彼此间钩心斗角的商战转至与殖民经济惊心动魄的博弈中。以哈尔滨民族工商阶层在民族危亡之际与中外恶势力殊死抗争的故事为缩影，展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烟火漫卷间的市井风情，赞美了哈尔滨人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和撼天动地的爱国主义情怀。

《松江往事》在叙事上情节生动，内容饱满，情感炽烈，既有主旋律的昂扬，亦不乏传奇色彩。故事的叙事线索十分清晰：主人公王连茹是三大家族之一的富家二代，曾经东渡日本求学，也有在讲武堂习武的经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对家族利益的维护和对爱情的捍卫这些私利开始萌芽，在对代表民族经济的商会的拯救中获得发展，最终在好兄弟申平的帮助和影响下完成了自身的成长，和爱人傅青叶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真正成为一名为国家、为民族而战的觉醒的战士。围绕这一清晰明了的主要叙述线索，更多的枝蔓藤条徐徐展开：王连茹与傅青叶的爱恋，二人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患难与共、共同成长；王连茹与申平的兄弟情，这里面还贯穿着两人的同窗之谊、协助之义，还有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申平之于王连茹在革命道路选择上的影响；王连茹与土匪占山好的救命之恩、结义之情；卖艺不卖身的妓女夜里香对王连茹的暗恋，还有为护其安危的自我牺牲，等等。影片中的人物几乎全都与王连茹有关，并围绕其战斗、成长这一核心主线形成叙事网络。电影中虽然支线弥漫，却并未影响主要叙事线索的伸展蔓延，主线与支线齐头并进, 共同叙事，既丰满了电影内容，又丰富了主题意蕴，情感上也饱满了很多。

在人物塑造层面上，王连茹文武双全，在维护家族利益、捍卫爱情，以及保护商会、与国外殖民经济抗争等一系列情节演进里亦表现出有勇有谋有情怀的性格特质，这种对正面人物高大全的极致书写，虽赋予了人物一定的光环意味，但也正因如此，王连茹这一形象有了一定的传奇性。而这一人物在成长中的每一次选择和心路历程也都是有迹可循的。编剧以合情合理的情节设计为人物性格的每一次成长都做出了铺垫，这又体现出人物在创作上的根基和条理性，使其在表现严肃主题的时候不失合理与稳重。

《松江往事》改编自《桃花巷》。对于这一颇具妩媚风情，让人想入非非的街道名字，小说作者也是这部电影编剧的唐飚如是说：“桃花巷就是现在的南勋街，实际上它只是一条不足百米的小街。当年，住在这里的来自齐鲁燕赵的移民把桃花引进哈尔滨，每家门口都种一棵桃树，春天开得姹紫嫣红、鹅黄柳绿，到秋天结的是观赏果，不能吃，人们把种满桃花的这条小街叫桃花巷。因为每家门口都种着一棵桃树，到冬天的时候不开花了，就在树上挂上红灯笼预示着吉祥和光明，这才是桃花巷这条街名的由来。”从这段颇具深情的话语中，不难发现哈尔滨这座城市文化之于编剧灵感的滋养。

对此，唐彪表示“作为哈市作家，根植于本土文化，发掘哈尔滨历史，传承红色文化，弘扬城市精神，扩大城市影响力，创作出主旋律强劲，正能量饱满的文学作品，为时代鼓与呼”。于是，在《松江往事》里，除了描写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民族斗争的壮怀激烈之外，还有对哈尔滨市井风俗的栩栩如生的描绘。哈尔滨这座城市也在此描绘中，获得了展示自己文化和历史的窗口，提升了自身的形象。

四 鲁微《鹿鼎山下》：打造乡村振兴力作  致敬大学生返乡创业

鲁微编剧的《鹿鼎山下》上映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是反映大学生返乡创业、致力乡村振兴主题的主旋律作品。电影讲述了大学生范萧瑜大学毕业后，在父亲及父老乡亲的感召下，放弃了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大兴安岭的鹿鼎山下，带领家乡人发展北药种植产业经济，最终 实现共同富裕的故事，赞美了大兴安岭人的卓识远见和非凡勇气。

主旋律电影强调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或贴近普通人民群众的现实主义题材的表达，输出主流价值观念，弘扬人性的美好。毫无疑问，《鹿鼎山下》即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主旋律影片。伴随着国家对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促进乡村教育、经济、文化的发展理应成为当下文艺作品创作的重要现实题材。尤其是在国家一系列建设美丽乡村政策的指引和推动下，农村的创业环境和发展前景早已今非昔比，响应国家号召，发挥才干、反哺家乡的大学生创业事迹比比皆是。影视创作应牢牢抓住这一经济转型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故事母题，用影像的方式进行宣传、鼓励，助力年轻人实现创业梦想，助力农村乡亲们致富圆梦。

《鹿鼎山下》对这一主题的展现纯情温暖、励志动人。例如，主人公大学生范萧瑜能够走出贫穷落后的乡村去北京上大学，离不开乡亲们对她的资助，她的回乡除了对国家号召的响应外，更多的是对养育自己的亲人和资助自己的乡邻们的一种回报，这是一种爱的反哺的情感力量。事实上，这些细腻的情感表达在影片中十分丰富。如萧父想留下女儿又后悔的矛盾心理；李春岩对范萧瑜无私的爱恋；主人公创业过程中美好梦想和骨感现实的冲突；人性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博弈.....这些情感的表达不仅没有使影片丧失主旋律题材风格，而且影像内外所氤氲着的各种情绪感受，也使创业情节获得了顺理成章的推进。在这里，编剧既摒弃了慷慨激越的口号，也没有脱离实际地对农村进行田园牧歌般的家园式描写，而是将令人热血奔涌、跌宕起伏的情节与简单朴素且丰富细腻的情感描写结合起来，辅以写实接地气的表达方式，从而扎扎实实地感染了观众。从这个角度而言，《鹿鼎山下》在很好地完成主旋律主题表达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艺术上的审美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鹿鼎山下》取景于黑龙江省的黑河市边陲小镇——呼玛县。按照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先生于《鹿鼎记》中关于鹿鼎山地理位置的描述，按图索骥，书中大清龙脉的所在即是呼玛县的鹿鼎山。此山已为金庸先生在2018年亲笔题字“鹿鼎山”。电影取此山名，不仅是地理位置之于故事的载体作用，更为此地增添了些许的传奇感。当下，影视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名片，以优秀的影视作品提升地区知名度、塑造当地文化品牌，进而快速推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的案例已不胜枚举。《鹿鼎山下》将镜头聚焦于新农村建设，集中展现了北国兴安无限神奇的秋色盛景和丰厚浓郁的人文情致。那起伏的山峦、蜿蜒的山路、缤纷的五花山景、成片的密林、美轮美奂的杜鹃在镜头里穿梭徘徊，无比的瑰丽壮美。而黑龙江省驰名全国的全鱼盛宴、各种寒地野生药材在影片中的风采展示，更是彰显了黑龙江资源大省的无限魅力。《鹿鼎山下》对这些大美风光和人文情致的展现，相信势必会带动呼玛县旅游产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助力当地文化品牌的树立打造。

另外，本年度鲁微还有两部电影文学作品，分别是《极地抓捕》（载《北极光》2021年第12期）和《偃松故事》（载《北极光》2021年第12期）。《极地抓捕》主要描写林区干警抓捕一名穷凶极恶的罪犯的故事。作品采用双重视角，两线并进，一是罪犯武城的逃亡，在逃亡中讲述案件发生的原因和始末。二是干警对罪犯的追踪抓捕，其中林区特有的地形特征对案件侦破所造成的阻力使整个故事波澜起伏，颇具艺术性。《偃松故事》聚焦扶贫主题, 描写了扶贫干部周偃松帮助刘向东一家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故事中，周偃松推迟结婚日期、用结婚的钱帮助刘向东创办工厂，还有动用私人关系找医生为刘晓晓看病等情节，是我国扶贫攻坚事业中发生的感人故事中的一个, 周偃松的艺术形象更是无数扶贫干部的形象代表。作品契合了时代脉搏，笔触细腻，情感动人，是主旋律作品中的优秀之作，期待它被早日搬上大银幕。

综上总结本年度黑龙江影视文学的创作，可以发现这四部影片在主题选择方面，不约而同地围绕与民族大义或国家建设等颇为宏大的题材元素进行。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四部影片在数量上虽然不够丰富，但无论是对红色历史 的表达，还是对生态环保这种世界性问题的关注，抑或对乡村振兴等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化创作，无疑都是龙江影视工作者紧跟时代潮流，坚守价值底线、积极传播正能量的责任担当的体现，是龙江影视人凝心聚力、倾力打献礼建党百年影视精品力作的实力显现。另外，本年度的四部影视文学创作讲的都是家乡故事。其中，有对历史的钩沉、对民间市井的展演，还有对三江湿地和大兴安岭大美风光的镜像书写，这些对家乡秀美风光和丰富文化的影视输出无不体现着黑龙江省影视人对家园的热爱，对滋养自己身体、培育创作灵感的这片白山黑水的感恩与眷恋。

当然，从影视文学创作角度来说，虽然本年度电影生产能力获得了提升，黑龙江本土文化资源在影视化创作中的潜力也在被积极地发掘，然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内影视市场中，黑龙江影视文学创作中叫好又叫座的高质量的“高峰作品”仍然稀缺，题材表达显得比较单一，可持续化创作生 产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同时，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未来继续保持影视文学创作的活力，是每一位影视工作者在当下应当思考的问题。放眼世界影视市场，不难看出中国影视文化在其中的独特位置。中国影视创作在新世纪已强势复苏，中国电影电视正处在其发展的黄金时代，黑龙江影视工作者应抓住机遇、敢于迎难而上，保持高昂的创作姿态，为我国影视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简介：丁媛，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地方文化。

原文发表在《黑龙江文学发展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