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于“野草莓丛书”的中青年作家，在白山黑水之间拥抱明月清风

原创： 潘凯雄、张清华 文学报

荷兰 阿德里安·柯尔特《窗台上的野草莓》1704

七年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黑龙江省作协联合策划推出“野草莓丛书”时，主编迟子建在总序中历数了黑龙江文学历史长河中闪烁的星辰，同时写下对青年作家如此期许：

我们虽然地处偏远，但在白山黑水之间，我们的作家能够尽情地拥抱土地，拥抱自然，拥抱火热的生活，在艺术天地中获得无限的自由。一个作家如果不接地气，视野狭窄，就很难有一颗博大、悲悯、沉静的心；没有这样一颗心，就很难有好的文字；而没有好的文字，又怎么可能有好的文学呢！

这套以黑龙江中青年作家为主力军的丛书出版，仅仅是个开始。我多么希望10年20年之后，我们回望这个书系，一些作品能够在我们的文学园地里依然生机盎然，明媚悦目，散发出野草莓一样的馨香，用艺术之光温暖和照耀我们。　　

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2005年，我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写作中心的主任克瑞斯先生曾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你认为你是自己国家最好的作家吗？我记得自己是这样回答他的：如果你走到户外，抬头仰望，发现夜空中只有一颗星星，你一定以为世界末日到了。我喜欢繁星满天！”　　

我希望黑龙江的文学星空繁星满天！

而将黑龙江山野之间常见的“野草莓”冠之以丛书名，也蕴含了迟子建对文学志趣的理解，就像伯格曼拍摄的电影《野草莓》中——

那个回母校路上接受荣誉学位的老者，对自己青春岁月的苍凉追忆，饱含着爱与悔恨。而回忆与救赎，不正是文学之旅的明月与清风吗？

如今“野草莓丛书”已出版到第四辑，20位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得以和更多读者以及文学界见面。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家迟子建常常亲自邀请知名文学评论家，一对一关注这些中青年作家，进行跟踪点评。对他们而言，宛如在写作道路上被点燃了一盏路灯，看见更远的远方。

下面两篇书评来自评论家潘凯雄、张清华，相信对更多中青年写作者来说，这两篇评论都能多多少少反观自己的写作观念和未来思索。

“普通的”就是普遍的

潘凯雄

“野草莓丛书”第四辑：

《李二的奔走》薛喜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9月版   

坦率地说，薛喜君的作品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如果不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为扶持本省中青年作家而策划组织的这套“野草莓丛书”在我曾经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出版，这个空白期还不知会继续多长时间。

在这个有了“百度”的时代，一般信息的获取实在便利得很。搜了一下，才知道这位薛喜君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创作，近三十年的创作历史在我的阅读史中竟然还是空白，着实有点汗颜了。她这次进入“野草莓丛书”的是一本由8个中短篇小说组成的合集，其名为《李二的奔走》。集中阅读下来，的确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其创作比较突出的个性化特征。我想这8个中短篇小说如果是断断续续地来阅读，上述感受倒未必比集中阅读来得强烈，这样一来，倒是应验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那句老话。 

在“百度”那还获悉：一些论者对薛喜君作品的评论中出现频率比较集中的几个关键词不外乎是“普通人”“小人物”“底层”一类。这的确是薛喜君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在这本《李二的奔走》中也不例外，诸如《落枣》中的五爷、《老榆树下的女人》中的卢梨花、《夜晚如歌》中的俞丽菁、《李二的奔走》中的李二、《酒馆》中的马玉翠和《一只鸟从窗前飞过》中的刘青芳莫不属于这类生活在“底层”中的“小人物”；至于《西风起舞》中的李志伟和《雪夜晚钟》中的向藤书，虽不似前面几位那么“小”，但充其量也就是个“九品芝麻官”之类的小干部，骨子里依然还是个“普通人”。

薛喜君的作品就是由这样一批“普通人”撑起的天地，这也没什么不好。我所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一些评论总是会格外强调这一点。如果说仅仅只是以此作为对其小说写作取材特点的一种客观描述倒也无妨，但如果潜台词是暗含着一种价值的正评判则未免有点不那么确切，似乎只有这样才意味着作家深入生活关注民生体贴基层。其实不然，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中，位居社会底层的所谓“小人物”和“普通人”在数量上恐怕永远都是多数，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依然如此，所不同的大约只是一些具体指标的量化标准和结构比。因此，立足“底层”，关注“小人物”和“普通人”本质上就是在关注社会的基本面，是绝大多数写作者取材的一种常态，“普通”的就是普遍的，大可不必人为地刻意地将这种写作与另一些关注社会上层或精英面的作品对立起来，那些不过也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所谓社会上层与精英同样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自己的人生，而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本身就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都是文学写作的普遍规律，不同的不过只是关注的点与面各有其侧重而已。 

不仅如此，我们的一些论者在谈到薛喜君的创作具有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和“普通人”特色时，还特别强调这位作家具有一种“悲悯”情怀，这也是我并不十分认同的一种评判。尽管“悲悯”的本意为哀伤而同情，对人间苦难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且折射出一种博大的爱。但在我看来，这些似乎都应该是一位称职作家面对苦难时的一种基本底线，并不足以成为衡量评判作家作品的具体标准。或者说，如果仅仅以此为标准对作品进行评判，一是过于单一，二则也未免泛化了些。比如面对苦难固然可以秉持“悲悯”的基本态度，但对造成苦难成因的追寻则远非“悲悯”二字就可涵盖得了。

澄清了本人对评判薛喜君作品评价中出现的两点不太全然认同的说法后，再来看这位作家的创作到底具有哪些特点及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或许能更加贴近作品本身。综观出现在《李二的奔走》中的8个中短篇小说，取材大都地处社会最基层，或乡镇或油田或矿山，多以民生之艰难为主，而且这些个艰难也应和了老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生存的艰难、情感的艰难、成长的艰难等都出现在薛喜君的笔下；然而作者也不是一味地盯着艰难落笔，在艰难中，不时也有几抹亮色暖色出现：“普通人”的质朴以及“普通人”之间的纯朴关系、为他人幸福而不惜隐忍自己的善良、为下一代健康成长而忍辱负重的奉献……这样的呈现既是作者坚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客观地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结果，更是作家尽情地拥抱坚实的土地、拥抱火热生活的结果。 

与其说薛喜君在反映我们社会“底层”“普通人”的生活艰难时充满着“悲悯”的情怀，倒不如说她的写作十分接地气，始终努力用一种发现的眼光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繁复与本真，因而作者投入的情感不仅限于悲悯，同时还有沉静与博爱、批判与赞美。这同样得益于作者始终立足于坚实的生活沃土深耕细作的结果。 

最后，如果就我个人的阅读喜好来挑《李二的奔走》还有什么不尽如人意的话，那就是整体的写作虽细腻饱满，但丰富性仍有待加强，比如作品氛围的营造、故事情节的设置、人物命运的走向都略显单一。艺术的真实虽只有一个，但抵达艺术真实的路径却未必只有一条。而这，同样需要作者的发现与求索。 

惊叹号跳出了最后的灰烬

张清华

“一辆紫色的老式轿车当街自燃”，这样的事件通常会成为一则新闻，而作为新闻的价值，它是有限的，不过是表明，老旧的车辆如保养不善，会发生离奇的状况，处置不当还会危及驾驶人的安全之类。然而如果它成为一首诗，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会有很多令人难以想象之处。比如，如何在燃烧的车子与所谓的“意义”之间找到联系，如何将一个看似并无明显意义的事件，转换为一种有意义的延伸与诠释？

从这首《蓄谋已久的燃烧》中，我领略到作者的手段。他在瞬间将这台燃烧的机器“人格化”了，将车子的衰败与人生的衰败与困顿，迅速地建立了联系。由此这台车便不再是一块陈旧的铁，而是成为了一个生命，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在日常生活的磨损中不堪重负的角色。它忽然间烈焰升腾，是源于“四周缠绕的线路，厌倦了陈旧不堪的自己”，是“被反复敲打和修理”之后，对于“不值得过的日子”的了断冲动，“突然发怒”的它要通过这自毁式的燃烧，“让一寸寸老去的疲惫和愤怒，戛然而止”。 

我无法不吃惊这种转换，一个如此偶然的事件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对于生活的理解，以及对生命与生存之困的深切体悟的结果。我确信古往今来，这是一首无有先例的诗，也是一个标准的“现代性遭际”，他的处置让我不能不喝彩—— 

火熄了，隐身于内部的钢铁骨架终于摆脱了积压的重负

直立起来，像一组

惊叹号跳出最后的灰烬

伤痕累累，却挺起了昔日的锐利和峭拔，站在了

天空下

这个结尾让诗意最终升华并且确立。也可以说，它构成了又一个类似“凤凰涅槃”的案例。古典和浪漫的诗意不见了，但现代的残酷与尖锐在自我焚烧之后被确立起来。肉（铁）身废了，但人格获得了某种完成。从郭沫若笔下浴火的凤凰，到欧阳江河笔下作为现代性装置与“后文明寓言”的凤凰，这个涅槃与幻形的原型意象，一直在新诗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而这首因汽车自燃所诱发的诗，则十分具有当下性地延伸了他们的诗意，且更具有戏剧性与“偶然意味”。并且，共同的一点是，悲剧背后的尊严与价值感，就像燃烧后嶙峋而立的钢铁骨架一样，被重新确证下来。死与生，毁灭与重生，获得了诗意的内在统一。

显然，这首堪称杰作的诗在整体上提升或奠定了作者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这些诗的价值。

诗歌写作的路数形形色色，有人直接以观念入诗，有的是将观念投射至外部世界，借助隐喻或者转喻来实现表达，有的是从现实中受到触动而获得灵感，从中寻找或者提炼出诗意。包临轩的情况似乎比较多样，但最多的属于后者，从日常性出发，从所感所遇中抵达诗意。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惯常的套路，但这样触发写作也是一种挑战，就是有可能会使写作变成流水账。因此我所感兴趣的，是作者在日常性中巡猎或发现诗意的意识与能力。在其中，我们除了吃惊于他对表象的敏感，更要钦佩他对人心与世道的洞察，对于意义或本相的发现。所以相遇的是暴雨，但抵达的却是世界或者人心的幽暗与秘密，说的是油画，表达的却是对于艺术和创造本身的敬重。

上述例子有很多，在《清明》《惊蛰》等诗中，诗人从中读出的大约是某些时间的逻辑；在《鹰》《蓝钟花》《大水》《剑》这些诗里，他是从事物中寻找不易发现的事理。但无论是时间主题还是物的主题，生命意识都是最内在和核心的要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强大了会影响到诗意的深广，相反在他的作品中，可能问题有时候会在于主体力量的不够，会使得他常常停留于“咏物”的境地，这一点似乎是可以商榷的。无论是咏物还是感怀，在现代诗中都不能是单质的，主体与物之间必须建立起复杂的互动关系，还要在表达中的坚持自省与悖谬性的交错，甚至诗人对于词语都是不能过分信任的。从这个意义上，似乎诗集中还有一些并未达到《蓄谋已久的燃烧》那种佳境。

但在近作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状态，诗人从迷恋静态的人与物，一变而为动感状态的追踪和审视者。《暴雨倾泻而下》《从碎裂的银白色中苏醒》《不会再重复的飞翔》《风吹散了思想》《我们对命运一无所知》……这些诗，都堪称是对生命处境或生存状态的某种截获，这样的时刻总是承载着主体最为鲜活和现场的经验，也传递着他对于时代最敏感的信息解码，故而是值得称道的。

因为这样的一种变化，我以为近作中的作者，正变得更像一位“抒情诗人”。这本身当然充满了“危险”，不止坚持当下性写作的诗人会警惕抒情诗，其实自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以来，抒情就已受到了普遍质疑。不过在我看来，一种基于“中年经验”的抒情诗，或许正如晚期杜甫的抒情那样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和成熟气质。很简单，中年经验的“成熟”、内在和悲剧气质，会使抒情变得不那么容易漂浮，会使得主体的经验与客观事物之间的缝隙弥合得更好。 

以《我们都对命运一无所知》为例，主人公所传递的大约是看电影的经历，但电影对他来说很快便被视而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作者自身想象与幻感的弥漫。“坐在温柔的暗影里，就像躲入黄昏，无风的山谷，与世隔绝。”而这时他忽然吃惊地发现—— 

他的悲喜，全部生发于

我那固有的灵魂

而此前，我竟一无所知

应了拉康的说法，人们所看见之物，根本上都是他自己的镜像。作者惊人地意识到，在他和人物之间并无屏障，他们互为镜像，互相支配和创造着，互为映射和显形着：“主人公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当然反之亦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的命运也是人物的命运”，或者——我的经验和趣味，也决定着人物的命运。

这首诗可能不是作者最精彩的篇什，但却很能够说明他近期的写法。在我看来，写出漂亮的句子甚至篇章或许并不是最难的，难的是能够将经验的深度与微妙，真正渗透到书写中去。在这方面，包临轩是一个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