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我们的创作

向往和仰慕一个地方，走近是早晚的事，萧红故居于我正是如此。在我还小的时候，因为一本书名缘故知道的一个地方和一条河流，那就是呼兰小城和呼兰河，这是我第一次和萧红文学院作家同行来到萧红故居，怀着久违的激动和虔诚的敬仰，在端午节过后，呼兰河两岸柳树成荫的日子走进呼兰小城。虽然是第一次，对这里的一切却是那样的熟悉，因为这里的一切早已从萧红的作品描述中熟悉过了，张家老宒、菜园子、呼兰河衅……仿佛这里也早已来过。

呼兰河发源小兴安岭南麓，与我童年出生的小镇也就是几百里之遥，少年时出门远行和长大后离开山里到外面上学、参加工作，每次坐那列进出山里的慢行绿皮火车回家，我的目光总要在这个小站上作些停留，因为《呼兰河传》，让我很早就对这个宁静的小城有了莫名的亲切感，那时我并没有开始文学写作。

记忆里，坐在火车上无论是出山还是进山我只对两个地方有这种目光深情的打量，一个是呼兰小城，一个是我的出生地，九岁时离开的苔青小镇。时光匆匆的如这平静流动的河水，载走了我少年、青年的时光，当我开始文学写作时，这种默默的打量让我有了一种更深层的意义，而这时我更怕轻易走近她（它），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这里对她来说都是一个远去回归的身影。在青岛她完成了《生死场》，在香港她完成了《呼兰河传》。从异乡到异乡，她的笔始终没有离开她的故乡黑土地。

从来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她的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语言情感上的震憾，这种震憾是亲缘上的认同，东北的方言俚语如同胎记一样刻在了她对东北故乡风物的描写中。“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萧红的文学精神更是给我们树起了一面旗帜。

呼兰河成了她的文学地理标识，也成为了黑龙江文学地理标识，这无异会让黑土地上后来的写作者感到骄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作家像她那样更容易让我们走近，亲近。萧红的创作和我们黑龙江作家的创作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我们的写作都能或多或少的从她那里找到原乡的基因。萧红对于我们这些后来的写作者，有着多种的借鉴意义。

就我个人创作而言，从事文学写作三十余年，“离乡”和“回乡”的写作也一直成了我某个创作不同时期的情结节点。我虽然离开故乡三十五年，可我写作的根还留在故乡小兴安岭的乡土里。

近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故乡小镇的人物越来越鲜活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中，我虽然在一些中短篇小说中写过他们，可我的创作最终还是会回到那个叫苔青的小镇上去，那里会生长出我下一部满意的作品来，正如我在接受一家媒体记者访谈时说的那样，“写别的题材如同走亲戚，而写故乡森林的题材就是回家”。

沿着呼兰河往上游走，会走到小兴安岭山里去，和确，我的小说创作是走在回家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