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乾义：关于我的写作

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六届三次全委会上的发言

我最初接触诗歌是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以后，读过国内几个诗人和前苏联作家的作品。这些不多的书都是知青们从家里带过来的，大家互相交换着看，甚至用这些书还自发地办过一个图书室。有时也凑在一起谈诗和小说。

我发表第一首诗是1973年。题目是《国际歌声震天地》，有五十行那么长，是我当时写的最短的一首。一晃40年写到现在，回忆起来我对我自己的坚持精神，有时会觉得惊讶。几年前，在张曙光与我的一次访谈中我回答说：我写作，是因为需要和热爱。同时我说，写作不是我的生活目标，而是我的生活，是我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其实，它带给我更多的是焦虑和茫然。在写作之前我是焦虑的，在写作之后我是茫然的。只有在写作过程中我没有这些感觉，因为我不清楚自己是谁。

从写作起步，或从1985年的诗集《北大荒之恋》起，到1999年冬天的诗集《别处的雨声》，我经历了个人写作上比较漫长的第一次变化。曾经有人评价说，我在诗艺上完成了由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跨越。这话听上去有些夸张，但其中有些也是事实。回过头看我写作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来自阅读、与朋友交流和自我审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我在铁路工作，在一个小城市的机务段当火车头上的“小烧”。在当地规模不大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好像是黄色与白色相间封面的《当代美国中短篇小说选》，其中有个中篇叫《伤心咖啡馆之歌》，让我受到在那之前从未有过的震撼。后来我读到《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那是一套四本但不是一次出齐的书，对其中的浪漫派作品我曾在记事本上抄写过一遍。那时候我还读到一些在诗友中相互传递的朦胧诗，有些可以背下来，有些还自己给自己朗诵过。但最初几年我并没有把阅读与写作联系起来。再以后对《古诗十九首》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它的诗风。又陆续接触到超现实主义、后现代的一些作品和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论述，我的诗歌由歌唱转为言说。当时，包临轩在评论中归纳指出了我写作上出现的转向情况，而那时我还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这是第一次变化，它让我用去了20多年。

第二次变化在我看来是自觉的。从2000年起，我的写作明显吃力，拿起笔或面对电脑，有了写不动的感觉。可能与方法，与能力有关，也可能与年龄有关。直到2011年我的诗集《在电话亭》，又一个十年过去，我也该退休了。比这稍早的时候，过马路时我已觉得眼神儿不够用了。正是这期间，我的写作由自我内心表达转向关注当下日常生活与生存环境，我的诗从自我中突围出来，进入广阔的社会生活。不再认为别处的战争与自己无关，也不再认为饥饿与难民离自己很远。

一方面我坚持通过阅读获取能量和信息，并进行比较，决定取舍。当我看到那些宏大而气势磅礴的语言建筑时，我认为真理并不居住在那里。而我偏爱那些具体的，生活化的，平常、平淡和平静的语言表达；另一方面我想我该到了“全面审视自己”的时刻----或许这已经晚了，但我坚持要这样做，因为我对停滞感到恐惧。如果说月亮是一条路，我会沿着它向上走，看看上面的风景或者其他什么，而且不担心悬在半空。从我离开地面那一刻起，我清楚有一天我会回来。

无论说诗是情感的，还是说诗是经验的。我认为这两者都是诗所不能离开的。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已隐约看到回归现实的路径，并有意在我的写作中注入我偏爱的但并不被人在意的那种“青青河畔草”或“清晨入古寺”一般安静的气息。

我认为安静可以使诗在整体上松弛下来，不至于绷得过紧，也不至于用力过猛或过度。如果绷得过紧，诗的样子就会像个运动场上精神紧张的选手，不但达不到平时训练水平，恐怕诗的节奏也被打乱。而用力过猛或过度，则容易拉伤诗的肌理，更容易使诗歌受到一种骑驴时从这一侧摔到另一侧的伤害。安静可以把诗的节奏放缓，与通常所说的“有话慢慢说”差不多。所谓慢慢说，在诗里应该看成是一种选择。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有时需要慢一点的东西，诗可能是其中之一。安静不是避开或脱离日常生活，而恰恰应该是对日常生活的沉思状态。主体的洞察力往往来自沉思。
安

静不是不需要活力，也非不需要激情，这些应该在诗的身后。安静能比较有效地沉入，比较到位地准确。准确的东西远比通过技术包装的东西更有力量。安静能淡化功利，能节制，能从容而不匆忙。我认为，安静的诗歌出自一种似乎并不经意间的自言自语式的言说。这种情况下，更有助于选择那些看似平常的，简洁直接而具体的语言表达，有助于心灵对话的深入。我对安静的看法是这样：它应该成为我诗歌的一种品质。

除了安静之外，我认为同时需要地域性特征。比如我的没人在意的系列诗《黄金之路》，它是个生动、具象，内涵厚重的地域符号；比如我的也许今年能出版的诗集《果戈里大街426号》，这是我工作单位的地址，它同样带有地域色彩；再比如我曾经多次写过的，只要抬眼就能从我家窗户看见的，似乎已不再可能成为一条河流的马家沟河，也同样具有地域特征。

我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一定与地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也不大可能。但地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气候条件、生态变化，以及在特定的地域所经历过的一些人与事，甚至一条河流，一种植物，一场雪，随时都有可能进入我的诗。地域的影响已成为我性格中的某些元素，有些已演变为我的诗风。尤其是地域给我的童年留下的印记，即使战争和死亡都无法抹掉。无论我走到哪里，童年的地域并没有或者从未离开过我。走进世界首都的波兰人米沃什，既使后来又去了美国，心里仍然记着家乡的橡树，还有旁边的水塘。

准确地说，在我的诗里地域的东西只是外部，或许仅仅是一个意象或多个意象。地域的任何事物在进入我诗歌的时刻，极有可能被我隐喻成另外的我所要表达的其他目的。也就是说，任何地域的事物在我的诗中都可能首先是表象上的。当它们经过我的选择并被我所需要用于有目的的表达时，它们才能进入我诗的内部。作为事物原型，它们可能被我放大，但它们这时已不再是它们自身。

刚刚我所说的这些，在我不写作时，我常常是清晰的；而在我写作时，我常常是模糊的。所以关于我的写作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2013．4．10.